路是人走出來的。可以說自從人類誕生後，就開始了路的歷史。早在大約50萬年至170萬年前，在亞洲東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就先後有了元謀人、藍田人和北京人等原始人群生活著。我們的祖先在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十分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為了生存和繁衍，就在中華大地上開闢了最早的道路。
歷史發展到原始社會傳說中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擔當部落首領的時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顯的進步。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我國就已經有了可以行駛牛車和馬車的古老道路。據《古史考》記載：「黃帝作車，任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尚書·舜典》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堯年紀大了，經過反覆考驗選擇了舜為自己的接班人，並將帝位傳讓給了他。舜登位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辟四門，達四聰」，「明通四方耳目」，二月巡泰山，五月去衡山，八月訪華山，十一月到恆山。可見舜帝對發展交通、開闢道路是非常重視的。夏禹的事業，也是從「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書·禹貢》)入手的。他「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檋〔ju局〕」(《史記·夏本紀》)，足跡幾遍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商朝重視道路交通，古代文獻中已經有商人修築護養道路的記載。商湯的祖先「服牛乘馬」，遠距離經商，揭開了以畜力為交通運輸動力的歷史。經過夏商兩朝長期的開拓，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時期，可以說我國道路已經初具規模。
周武王姬發滅商後，除都城鎬京(今西安附近)外，還根據周公姬旦的建議，修建了東都洛邑(今洛陽)，以便於控制東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對付殷商殘餘勢力。為了有效發揮兩京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們之間修建了一條寬闊平坦的大道，號稱「周道」，並以洛邑為中心，向東、向北、向南、向東南又修建成等級不同的、呈輻射狀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線，也是國家交通的中軸線。《詩經·大東》上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意思是說在這條寬廣平坦、筆直如矢的大路上，老百姓看到王公貴族掠走了他們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能不傷心落淚。《詩經·大東》還說：「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是說天空北面有北斗，周道像一把朝西的勺柄，連結了七星。在我國古代交通發展史上，修建周道的重大意義是不可低估的。不僅周、秦、漢、唐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是在這條軸線上，而且在以後的宋、元、明、清時期，這條交通線也仍然是橫貫東西的大動脈。周道在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東周時期，社會生產力空前發展，農業、手工業與商業都興盛起來。春秋大國爭霸，戰國七雄對峙，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軍事外交活動和人員物資聚散，都極大地推進了道路的建設。除周道繼續發揮其中軸線的重要作用外，在其兩側還進一步完善了縱橫交錯的陸路幹線和支線，再加上水運的發展，把黃河上下、淮河兩岸和江漢流域有效地聯接起來。這個時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許多，秦國修築的著名的褒斜棧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秦惠王時，為了克服秦嶺的阻隔，打通陝西到四川的道路，開始修築褒斜棧道。這條棧道起自秦嶺北麓眉縣西南15公里的斜水谷，到達秦嶺南麓褒城縣北五公里的褒水河谷，故稱褒斜道。這條全長200多公里的棧道是在峭岩陡壁上鑿孔架木，並在其上鋪板而成的。除了褒斜道外，以後幾百年間還陸續開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儻駱道等棧道。這些工程極其艱巨，人們首先是採用古老原始的「火焚水激」的方法開山破石，然後在崖壁上鑿成30厘米見方、50厘米深的孔洞，分上、中、下三排，均插入木樁。接著在上排木樁上搭遮雨棚，中排木樁上鋪板成路，下排木樁上支木為架。這樣，我們遠望棧道好像空中閣樓一般，煞是壯觀。迄今，陝西太白縣境內尚有多處清晰可辨的棧道遺迹。《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關中南則巴蜀，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道綰轂〔wangu晚谷〕其口」，戰略上為「蜀之咽喉」，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故事即發生於此。除了秦國的棧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還有：楚國經營的從郢都通往新鄭的重要通道，晉國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東西孔道，齊魯兩國建設的四通八達的黃淮交通網路，燕國開闢的直達黃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線等。至此，穿大袖寬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騎馬的戎狄人、居雲夢江漢的荊楚人、披長發嬉水的吳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連成一體了，為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統一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