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封建經濟和專制制度的發展，構成明律的主要特點。
明律對於人民反抗封建國家統治和專制皇權的謀反罪、謀大逆罪，一律採取重罪加重的原則，不論首犯或從犯，都要凌遲處死。株連的範圍更廣，凡年滿16歲以上的子孫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異同，不論篤疾廢疾，一律處斬。對謀叛罪，只要是共謀，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沒入功臣家為奴，財產入官，父母子孫兄弟皆流2000里。這樣，經常是一案株連數十人，甚至滿門被斬、滅族。
朱元璋吸取唐、宋兩朝臣下結黨削弱皇權的教訓，在明律中設立了「奸黨罪」專條，規定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凡內外官交結，大臣專擅選官，處斬；大臣的親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這是歷代法律中所沒有的，反映了專制制度的極端發展。朱元璋不僅在法律上嚴禁臣下結黨，而且在實踐中對官吏朋黨大肆誅殺。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殺死左丞相胡惟庸，廢除中書省，取消了自秦漢以來的丞相制度，將原來由丞相統轄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升格，直接聽命於皇帝。胡惟庸案牽連被殺的文武官吏有三萬人。
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參加過農民起義，對貪官污吏巧取豪奪，欺壓百姓，從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體會。他即帝位後，曾把府州官員召來朝面諭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並用重典整飭吏治。《明大誥》中80%以上的案件是懲治官吏，處刑比明律為重。朱元璋還頒布了以懲治公侯犯贓罪的《鐵榜》，這在中國刑法史上是無先例的。據《醒貪簡要錄》記載，官吏貪贓銀60兩以上者，梟首，並處以剝皮刑；衙門一側的土地廟被作為「皮場廟」。官府常用人皮內塞草，做成人形置於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繼任的官吏。明律規定，官吏犯贓罪的處刑極嚴，計贓科斷，一貫以下杖70，八十貫處絞刑，對監督法律執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責任，並且不得赦免。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戶部侍郎郭桓與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盜官糧。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訊，六部侍郎以下有數百人被處死，各直省官吏有數萬人被牽連入獄，追贓達700萬石糧。
明律中因涉及言論思想而給予懲罰的條款很多。如：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斬；收藏禁書與私習天文，杖100。另外，明律沒有規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現忌諱的文字，便以觸犯皇帝罪，加以處死。
明初，朱元璋為了加強思想控制，大興文字獄。凡是與皇帝意志相違背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大逆不道」。當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賀表中寫道：「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這句話被認定為辱罵朱元璋當過和尚，因「生」音同「僧」，作過賊，因「則」音同「賊」。徐因此被處死。從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公元1384—1396年)，有大批文人學者因觸犯文禁或忠言直諫而死於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元末大量破產流亡的農民，對明朝的統治是極大威脅，明初一方面實行招誘流民，移民墾荒；另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加以取締。《大明律》在人戶以籍為定的基礎上，立禁游食閑民之法，如逃亡山澤，不聽官府「召喚」，為首者處絞，抗拒者全體處斬。《明大誥》也專列查禁流民的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