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制史中，歷代開國君主都比較重視修定法律，朱元璋尤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時，他雖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慮到「正綱紀，立法度」，經常在他的吳王府西樓上召見議律官，請他們坐下來，從容討論律文。他認為「元氏昏亂，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也就是說，元末法紀廢弛，吏治腐敗，招致滅亡，因此，治亂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他還認為「法貴簡當，使人易曉」，條款不可繁瑣，律意不可含糊。他為創製劃一的法制，煞費心機，力求保持法律的穩定性，樹立法律的威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後，便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給他講解20條唐律，以便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準備。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和翰林學士宋濂編修《大明律》時，每擬好一篇呈上貼在宮內廡廊之上，由他細細審定。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準於唐」，是唐律的翻版。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條。這時，朱元璋已70歲高齡，為頒行《大明律》，他親臨午門主持典禮，發表諭旨，闡明製作律誥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是中國封建法典中比較成熟的一部法典。在體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傳統，首創按六部分類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是中央集權加強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現。在內容上，明律與唐律的精神實質相同，但是明律對輕罪的處罰，比唐律要輕；對重罪的處罰，比唐律要重。即所謂「輕其輕罪，重其重罪」。這是封建統治和司法鎮壓經驗的總結。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說：「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他要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也就是說用禮法並用的兩手進行統治，對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禮義來教化，對不聽教化而決意進行反抗的「頑民」，則用法律來鎮壓。
《大明律》幾次修訂，創造出新的體系結構，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後到明初30年的統治經驗，是一部簡於唐律，嚴於宋律，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
朱元璋吸取元朝綱紀廢弛以至覆亡的教訓，遵循「刑亂國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時，於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頒布了《大誥》。「大誥」，原是帝王對下臣的告誡。早在西周時周公對殷商臣民的訓誡，被編成《尚書·大誥》。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嚴刑峻法稱作大誥，這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獨創。
《明大誥》共有四篇，236條，包括法外用刑的具體案例，朱元璋對臣民的訓誡以及為懲治吏民的特別法。《明大誥》是歷史上空前嚴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它不但任意擴大了族誅、凌遲等酷刑範圍，還公然把早已廢除的肉刑列在《大誥》上。例如，挑筋、斷指、刖足、割鼻、斷手、閹割等。
《明大誥》不僅是辦案的根據，還作為國子監學和科舉考試的必修課程，朱元璋下令「全國軍民人人誦習」。要求塾師宣講《大誥》，民間也要習讀《大誥》，做到家傳人誦。家藏《大誥》，犯罪可減等處罰。全國爭購《大誥》成風，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為進身之階，爭相講讀。
朱元璋為什麼這樣重視立法？在《皇明祖訓》中有他一段話可以得到解答。他說：他「起兵40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他有能力駕馭臣民。但是後世子孫是「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他們將來做皇帝時，恐其威嚴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歷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孫守之」。一句話，就是用法律來維護朱明王朝的統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後，認為重典治國、法外用刑，有害於「情法適中」，《明大誥》才逐漸廢棄不用了。
明代到孝宗時，已經歷100多年，《大明律》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為了鞏固統治，於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制訂了《問刑條例》279條。主要內容：除官吏瀆職罪加重懲罰外，一般犯罪均改重從輕；擴大了贖刑的適用範圍；禁止販賣官私引鹽和盜掘礦產等等。這個條例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過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輔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來刑事條例的立法經驗的總結。
又過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間，推行新政，社會經濟政治關係劇烈變動，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現輕重失宜的弊端，於是又重修《問刑條例》，加重了對侵佔公私財產罪的刑罰，對於威脅明朝社會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採取重法制裁，加強專制主義集權統治。
到明神宗萬曆年間，為了解決量刑上含糊不清、區別不明的特點，從進一步規範化的角度，又修訂《問刑條例》，對強行販賣私鹽的行為，從重打擊。
以上弘治、嘉靖、萬曆三朝對《問刑條例》的修訂，是明朝中後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價值在於伴隨社會生活的發展，突破了朱元璋的嚴刑來維護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縛，使刑事條例達到規範、劃一，對明律的統一適用和司法審判的準確和效率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