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為了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使執法官吏懂得每條法律的精確含義，發揮法律的效能，命長孫無忌等人依據《永徽律》逐篇、逐條、逐句地進行詳細的解釋，於永徽四年(公元652年)頒行疏議，連同律文，這就是《永徽律疏》，後世稱為《唐律疏議》，共30卷。疏議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都可以引用斷案決獄。
《唐律疏議》是我國封建時代保存下來最早最完備的法典，是秦漢以來封建法律的結晶，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極盛時期的政治經濟特點，文字簡明扼要，註疏確切全面，不僅被後世奉為立法楷模，而且對於統一適用法律起了重要作用。通過《唐律疏議》闡明許多封建法制理論原則和概念，大大推動了封建法學的發展，對後世的封建法典體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立法都有深刻影響。
現存《唐律疏議》共有12篇：(一)名例篇，關於刑罰的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二)衛禁篇，關於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的規定；(三)職制篇，關於官吏職務和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四)戶婚篇，關於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的規定；(五)廄庫篇，關於國有牲畜、倉庫管理的規定；(六)擅興篇，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的規定；(七)賊盜篇，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和地主階級人身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八)斗訟篇，關於鬥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的規定；(九)詐偽篇，關於欺詐和偽造的規定；(十)雜律篇，關於不能編入其他篇的犯罪的規定；(十一)捕亡篇，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十二)斷獄篇，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的規定。
《唐律疏議》是以西漢中期以來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為指針，剖析、闡明和發揮《唐律》的義理，著重鼓吹君主專制、封建倫理道德和等級制度，以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為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我國封建法制史上一部極其重要的著作。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大致有以下幾點：
李世民對治國方略問題曾主持大臣們進行議論。以封德彝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威刑肅天下」，而以魏徵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仁義治天下。兩派爭論十分激烈。李世民基本上同意和採用了魏徵的意見，以德禮為本，刑罰為用的法律思想去從事立法。李世民綜合兩漢以來運用禮刑進行統治的經驗，宣布德禮與刑罰不是對立的，二者可以統一起來，這對當時立法與司法都有極大影響。在《貞觀律》中把原來屬於禮的規範，被賦予法的形式。《唐律疏議》的序言中說，它的全部內容「一準於禮」，「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也就是說，德與禮是刑罰的前提，而刑罰只不過是德與禮的輔助工具。
唐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在立法過程中強調法制是國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為先」。他主張立法簡約寬平，以仁義治天下，法律不但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從輕，特別是對於死刑與肉刑的運用，更要持審慎的態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刪去了許多死刑條款，在司法上從死刑判決到複核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他首創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議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論後才判決。他認為對死刑三複奏即死刑執行前應向皇帝請示三次的規定還不夠，應改為「五復奏」。還規定即使依法應處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獲得從寬免死的機會。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殺的思想。
唐高祖李淵時便強調立法要寬簡，使老百姓都能知曉，才好遵守執行。唐太宗繼續強調這一點。他說，立法要簡約，不可以一罪有數條規定，格式多，執法官不能都記住，容易產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這樣會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訂的《貞觀律》比過去的法律寬簡得多，改死刑為流刑的有92條，改流刑為徒刑的有71條，刪去「兄弟連坐俱死」的規定。《舊唐書·刑法志》中說：「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高宗制訂《永徽律》時，繼續貫徹上述立法思想。李世民不僅要求法律簡明，而且還要求保持穩定，修改變更法律一定要審慎而行。他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唐初幾十年，保持法律相對穩定，這對促進經濟發展，維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權威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