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不斷衝擊著舊的生產關係，農民已更多地從事農業商品生產，從而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致部分地主也開始對「工商末業」大感興趣。明朝政府對手工業的控制也在逐漸削弱，家庭手工業已不再依附於農業而成為自由的手工業者，在一些地區的手工業部門中，突破了封建生產關係而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關係。江南一些小城鎮，幾乎都依賴於工商業生活。商業的繁榮促使了貨幣更廣泛的使用。由於銅錢值小，不便攜帶，洪武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明史·食貨志》)。文獻記載多以明鈔與尺相較，各家說法大致相同，以明鄭恭王長子朱載堉《律呂精義》所述最詳：
(1)鈔尺，即裁衣尺，與寶鈔紙外齊。
(2)曲尺，即營造尺，與寶鈔墨邊外齊。
(3)寶源局銅尺，即量地尺，比寶鈔墨邊長，比寶鈔紙邊短，當裁衣尺之九寸六分。
我們曾測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完整之明寶鈔39張，誤差甚微。墨邊平均長31.9厘米，紙邊平均長34厘米。得明朝各種尺長：營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迄今所見明代尺共五支，其中以嘉靖牙尺最精，尺長32厘米，其他各尺長短不齊。寶鈔行之不久，因鈔票發行額不斷膨脹，以致信用喪盡，民間交易仍多用金銀布帛，尤其是白銀，使用極為廣泛，大交易用銀，小買賣也用碎銀，在工商業發達的地區，「雖窮鄉亦有銀秤」(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
明朝隨著生產的發展，工農業進一步分工，為促進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繁榮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原來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定期圩集、廟會等，除了農產品的相互交換之外，還有商人、手工業者參加，規模也相對擴大。一些交通方便的地區，如長江流域，沿海地區等，從商人口竟數以萬計。在商業經濟的衝擊下，江南地區形成了東南兩大工商業都會，蘇、杭、松、嘉、湖五府出現了一些新的城鎮，許多外來商賈和小手工業者都湧向這些地區。手工業縣鎮之間由於商業交往頻繁而保持著極密切的關係。在天津市文物公司收藏著一件萬曆年間製造的瓷權，白地青花，具有典型的明代青花瓷風格。權頂有不等邊六面體鼻紐，用以繫繩，有兩個面書寫「金玉」「富貴」，頂端檯面書寫「萬曆肆拾柒年孟冬月吉□制」。權身也呈六面體，每一面書寫一個字連成「公平交易，正直」。「萬曆肆拾柒年」即公元1619年。在此之前度量衡器上所刻銘文多是表現封建統治階級的威嚴，為各個時代的政治服務。而萬曆瓷權上的銘文卻一改過去的風格，出現了「公平交易」、「金玉富貴」這類代表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內容。又如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天啟三年盒裝式銅砝碼，外盒四面和底部刻「長洲縣押，吳縣押，兩縣會同，當堂較准，拾兩抄頒，天啟叄年捌月拾捌日給匠陳爵造」，天啟是明熹宗年號，天啟三年為公元1623年，長洲縣與吳縣在明清時均屬蘇州府，兩縣毗鄰，是當時中國東南地區手工業、商業中心。「兩縣會同當堂較准」，意謂經過兩縣官府共同檢驗的標準砝碼。除了由官方校驗的砝碼外，還有由商人自行校驗的。1977年河南滎陽汜水虎牢關出土了一件明代砝碼，現藏鄭州市博物館。砝碼四面刻「貳拾伍兩，巨玉寰，崇禎丁丑年置，校準一樣三個，與皇柏亭、段清宇、衛奉樓相同」「合同」。「崇禎丁丑」即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此砝碼當是由皇柏亭、段清宇、衛奉樓三個商號互相校準的標準砝碼。
隨著資本主義萌芽，過去一直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主要用來徵收賦稅的度量衡器具，逐漸受到商人們的青睞，成為保證公平交易的工具。儘管度量衡制度、標準仍由官方制定，但是商人們為了保證自身的利益，各商會以及各行各業對度量衡量值的準確一致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從而出現了度量衡不僅由官方校準，商人們也相互校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