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未見遼、金、元尺度傳於世，甚至史籍也沒有明確記載。僅明代郎瑛曾說：「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七修類稿》)可見在明朝時人們對元尺已無從考證了。近年有人根據元代對各級官印尺寸的規定，推算元一尺長34厘米。也有人根據《遼史·地理志》所記遼城周長與今實測遺址周長推算遼、金、元一尺長34.6厘米。又有人以金代官印考察金代尺度，得每尺長合今43厘米。由於缺乏資料，關於遼、金、元之尺度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元代量器也未見流傳至今。據《元史·食貨志》記載：「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如按宋一升容585毫升，推算元代一升當合836毫升。
元代唯權衡器大量出土，成為研究權衡制的可信資料。我們在推算重量單位量值時，藉助於刻(鑄)有量值的銀鋌，可以得到每斤約合633克。
關於元權的製造和使用：從所搜集並有實測數據的元權中分析，這些權在量值之間均沒有明顯的倍比關係，有一些權上還刻有「××斤秤，××錘」，從而可以證明它們都是與桿秤配合使用的秤砣，稱謂是「錘」。宋代劉承珪在製造戥秤時，已對砣重、桿長、秤的最大稱量以及各種秤的分度值都作了詳細的規定。自劉承珪以後，元代的桿秤也開始向定量秤、定量砣的方向發展。
元代秤錘上不僅鑄(刻)年號，而且還鑄上××斤秤，××斤錘，說明當時一般桿秤的秤砣已要求並能夠製造定量砣了。經測量元代秤錘與最大秤量之比，大多在4%左右，定量砣誤差範圍在8%以內，誤差範圍顯然是比較大的，這是因為定量砣製造起來成品率低，成本相對提高，而各地工匠技術水平不同，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桿秤秤砣很少能達到定量的要求。直至今日，市場上使用的木杆秤也並非都能達到定量砣的誤差標準。由於一般桿秤精度要求不高，定量砣也一直未能被廣泛使用。但宋元時不但認識到定量砣的科學性，而且實際去製造，這說明衡器的製造技術已有很大的提高。
元朝度量衡管理制度：元朝建國後，各種典章制度多沿用唐、宋舊制，同時也保存了蒙古某些制度。建國之初，為了保證賦稅收入，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即從刑部尚書崔或之請「頒斗斛權衡」(《元史·世祖本紀》)。其後，忽必烈的親信，謀士劉秉忠也曾上書數千言，建議世祖承繼漢、唐之典章制度，除「關市正稅，宜從舊制外」，還要「禁橫取，取稅法，以利百姓」；為避免倉庫加耗甚重而提出「宜令權量度均為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世祖嘉納焉」(《元史·劉秉忠傳》)。又於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庚子，再「定度量」，「二十年(公元1283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這些都說明元朝初年，首先是把唐宋的度量衡制度繼承下來，在繼承的基礎上再加以完善和發展。
元朝尚書省所領的戶部，主掌戶口、錢糧、田土的政令及貢賦出納等，同時還掌度量衡法式的頒發。戶部制定法式，製造標準器頒發各省，再由各地依樣製造，這從所見大量元權的刻銘中可得到佐證，如「泰定銅權」一面鑄「河南府路依尚方戶部樣」，另一面「泰定二年正月日造、工徐」。又如「汴梁路銅權」銘為「依省式造，較勘相同」，背面「汴梁路，達魯花赤」。汴梁路，元時屬河南行省，達魯花赤為蒙古語，意為鎮守者。元朝建立後，路府州縣錄事司及南方少數民族地區長官皆設此職。各路達魯花赤必須由蒙古人擔任。這枚銅權是依行省所發布的標準器，由達魯花赤監督製造的。
元朝為了保證度量衡的統一，還制定了十分嚴格具體的懲罰條例。《元典章·刑部》十九禁私造斛斗秤尺牙人條下云：「至元二十三年……有行戶人等，恣意私造、使用或出入斛斗秤度不同，以致物價低昂……令各路總管府驗所轄司縣街市民間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樣製成造，委本路管民達魯花赤長官校勘相同，印烙訖發下各處，公私一體行用……不依法式斛斗秤度，隨即拘收入官毀壞……違犯人捉拿到官，斷五十七下，三犯別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