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建度量衡制，多沿用前代舊制。《宋史·律曆志》云：「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楊寬在《中國歷代尺度考》中說：「宋代沿襲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由於宋代政府頒發的標準尺，主要是為徵收布帛之用，故有「太府寺布帛尺」之稱；又因宋初貢賦由三司使徵收，故或稱三司布帛尺。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太府寺所管斗秤務，歸文思院」。此後「文思院下界」製造的官尺又稱「文思院尺」。據歷代文獻對宋尺長度的考證，多在31厘米左右。今搜集到北宋尺共八支，長短雖略有不同，但也以31～32厘米為多。宋朝除官尺外，還見有地區性的尺，如淮尺、浙尺等等。據推證，浙尺當合今27.5厘米，而淮尺約長36厘米。
宋代的容量單位和器物，在器形上有所改進。南朝以來，容量單位量值大幅度增長，至隋唐已三倍於古，以至斛所盛穀物太重，使用起來很不方便。此外，古史所記斛與石兩個單位往往混淆，宋代改制時將10斗為一斛(漢時亦稱一石)，改為五斗為一斛，10斗(二斛)為一石，並且明確規定「凡歲賦，谷以石計」(《宋史·食貨志》)。秦漢之斛多為圓柱形，唐宋斛大，若仍為圓柱形，則上口大而不易平準，故改為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 ，此後元明清各代相沿。宋代改制使古代度量衡益臻完善。
迄今未見宋朝量器流傳，故只能根據文獻分析、推算，得每升約合585毫升左右。
關於宋朝的權衡器，自劉承珪校定之後，在一段時間內，應該是得到統一的；但因器物流失，今已無法考校了。據目前搜集到的兩宋(包括遼、金和西夏)有自重刻銘的砝碼和銀鋌實測，得各器每斤單位量值約在567～650克之間。遼、金銅權除形制與宋保持一致外，金代五兩和100兩砝碼，每斤單位值均合634克。北宋100斤銅則和100斤銅砣，每斤分別為640和625克。通過這期間各類器物的綜合分析、測算、釐定每斤單位量值為634克。這說明儘管北方政權另立，衡制卻仍保持一致。
宋朝初建，對統一度量衡給予了一定的重視，多次重申凡斛斗秤尺須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減或私置。「凡遇改元，即差變法，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宋史·律曆志》)並且在新式法物頒降之際，還要將舊器回繳，違限未毀未繳者，須處以各種懲罰。宋朝度量衡器除頒降「法物」之外，還有一種官造尺斗秤等銷售的體制。為了適應日益廣泛的市場「民用」需要，開始出賣官造的斗秤升尺等。司馬光對這一體制曾略予記述云：「舊制，太府寺造斗升，用火印頒於天下，諸州賣之，禁民私造升斗，其法甚嚴。熙寧四年詔：『自今官司止賣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釘葉之費。』於是，量法壞矣。」宋時地租形態主要是實物地租，也偶然出現貨幣地租。地方官吏為了多取於民，弊端叢生，據《宋會要》記載：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商賈佃民私置斗秤，州縣雖有著令，然私相轉用，習以為常，至有百里之間，輕重多寡不同。」(《宋會要輯稿》)紹興以後，政治更加腐敗，各地收納苗米者，私設大量、加耗等已成普遍現象。《景定建康志》卷四十《田賦》中記述了建康府曾長期由於斛式混亂而造成的受納之弊：「苗倉受輸之斛，自紹興年間朝廷發下文思院式樣，之後，歲久更換不常。州府不曾仔細契勘，聽其添新換舊，創造一等新斛。所謂新斛者，多用碎板合成，厚薄不等。其口，或敞或撮；其制，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贏縮。」又云：「至於攬戶入納，則儘是自家人，暗記小斛，計囑扛夫，注米則如奉盈，倒斛則必看鐵。或用泥塗其底，或用板襯令高……利盡歸於猾攬矣。」儘管也曾有過一些良吏為整治度量衡的混亂而做了不少努力，如《宋史·孫瑜傳》載：仁宗時，瑜為兩浙轉運使，兩浙「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又見《宋史·真德秀傳》：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真德秀出任江東轉運副使，正當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他親臨其地賑災，並「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然而，這些努力終究不能扭轉時弊。正如《黃氏日鈔》所言：「南宋晚期浙西鹽場所用之斛，大小無度，增損惟意」，「近者使台榜示諸場，許給官斛，民歡如雷。旋因權貴納官王提屬以耗折，回申斛不敢輕付，民心殊覺失望」。宋朝度量衡之混亂已成慣例，朝廷已無挽狂瀾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