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德宗本紀》記載，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詔書規定，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唐六典》卷二十二記載：「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朝廷在中和節常以這類製作十分精美的尺賜給大臣，唐朝詩人白居易就曾得到一支紅牙銀鏤尺的賞賜，並寫下了一篇《中和節謝賜尺狀》：「下明忖度之心，上表裁成之德。」表達了被賜尺的大臣們對朝廷感恩的心情。這類刻工甚為精美的唐尺，有一支珍藏在上海博物館。尺呈牙白色，正背兩面用雙線等分為10個寸格，寸格內用很淺的浮雕手法撥鏤出花卉、鳥獸、屋宇、亭台以及飛天人物等紋飾，繪畫技法線條流暢，人物、鳥獸生趣盎然，雕刻工藝精美絕倫，尺上還敷紅、綠 兩種顏色，色彩瑰麗、鏤刻精細，端莊而又渾厚剛健，反映了唐代高超的牙雕技術。
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善本書庫里收藏著一本裝璜考究的日文原版書《東瀛珠光》，書中摹畫八支色彩鮮艷，紋飾精美的撥鏤牙尺。尺的長度、文飾風格、刻工的技法均與上海博物館所藏牙尺相似。這些尺今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一專門存放寶物的正倉院 內。據記載，正倉院的寶物主要來歷是公元756年日本國聖武天皇死後，光明皇后將其生前喜愛的器物獻給東大寺，被珍藏在該寺正倉院，而這些寶物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節從中國帶回去的。
盛唐時期的中國，都市裡殿堂宏偉，市場繁榮，文化發達，科學技術也取得顯著的成就，對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影響是巨大的。而當時的日本國，文化程度頗低，皇宮尚為草木泥石築成，低矮而且簡陋。為了迅速改變這種落後面貌，於是果斷地採取了積極對外開放政策，政府頻繁派遣使節來華，大量地引進中國文化、物品，形成一種「全盤唐化」的局面。這些精美的牙尺正是由遣唐使帶回日本的。
目前所見著錄的唐代撥鏤牙尺，多收藏在正倉院內，據《正倉院の寶物》記載，現藏牙尺共10支，其中北倉六支，撥鏤紅牙尺、撥鏤綠牙尺和白牙尺各二支，另有四支撥鏤紅牙尺藏於中倉。據《本朝度量衡考》記載，舊慧日寺和法隆寺也曾藏有同類尺，可惜今已下落不明。日本國研究度量衡史的專家小泉袈裟勝先生在他所著《尺》一書中，對這類撥鏤牙尺有一段敘述：
尺上布滿著撥鏤得十分精美的花鳥圖案，說它是使用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是無與倫比的藝術品。關於這類尺的來源也有各種說法，如舊藏法隆寺的撥鏤尺，傳說是聖德太子的遺物，但也有人認為是唐朝的禮儀用品，由日本遣唐使節帶回來的。
日本國原無文字，自中國漢魏以降，漢字始流行至日本。日本國度量衡有文字記載也正是中國唐代文化傳入的時期。日本歷史中遺留下來的古度量單位，雖分固有的和從中國引進的兩種，實際上亦都來源於中國，只是其中有直接進入和經朝鮮半島轉入，而且不久後也全盤唐化了。日本很晚才有專用的權衡器，據記載，在崇峻天皇時代(相當於中國的三國時期)，有個叫久比的人，從中國帶回去一套權衡器獻給天皇，天皇問這是什麼，久比回答：「這是稱萬物用的，用在交易上叫做秤。」日本國在舒明天皇時正式確定了「斗升、斤兩」制，而舒明天皇在位時也正是中國的隋唐時期。孝德天皇繼位後，進行了廣泛的改革，隨之，日本社會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皆以唐朝為楷模，即著名的「大化革新」時期。在大化革新期間，對度量衡也整理出最初的制度，但無論在度量衡單位、檢定製度、檢定時間、器具的標準，甚至連律法格式都照抄《唐律疏議》中度量衡條目。日人物觀所著《度量衡考》中說：「開元錢……唐書明言徑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稟唐制也。」又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校訂譯註齊民要術》上冊所附的解釋中說：「唐一尺，等於今日本一尺。」可見唐朝度量衡對日本國影響之深遠。
唐朝文化對朝鮮也有一定的影響。據記載朝鮮尺度分黃鐘尺、造禮尺、營造尺、布帛尺等，黃鐘尺是受漢制的影響，造禮尺是唐小尺，營造尺和布帛尺是隋、唐大尺而被宋代沿用。唐代文化東漸，從度量衡也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