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會要》卷六十六太府寺條記載了關於度量衡管理的三項內容：
一、度量衡的主管機構：度量衡在中央由掌財貨、貿易的太府寺主管，地方上由州縣政府主管。
二、頒發度量衡標準器：開元九年(公元721年)下達敕格，對在京的官署和地方各州均制發秤、尺、五尺度(步)，斗、升、合等銅鑄的度量衡標準器。
三、檢定：各官署和私家的斗、尺、秤以及五尺度，每年八月送請金部太府寺平校，地方上則送請州、縣政府平校，校定後必須加蓋合格印方可使用。
以上三條規定，早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就已開始實行，大曆十一年(公元774年)，太府少卿韋光豐奏請改造銅斗斛尺秤等行用，直到大和五—六年(公元831—832年)還一再下敕重申。可見政府對度量衡的行政管理是認真不苟的。
除了行政措施外，政府還制定了嚴厲的度量衡法律條文。唐初沿用隋朝的法律，唐太宗繼位後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參照前朝之成文法，制定新法即《貞觀律》。高宗時又詔命長孫無忌等制定《永徽律》，為確保法律條文的正確含義，又命長孫無忌等人依據《永徽律》逐篇、逐條、逐句詳細解釋，於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疏議，連同律文稱《永徽律疏》，後世稱《唐律疏議》，這是我國封建時代保存下來的最早、最完備的法典。現存《唐律疏議》共12篇，在第10篇《雜律門》中有關於處置使用度量衡器違法行為的內容，法律條文為：
第一條：校斛斗秤度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監校者不覺，減一等，知情與同罪。
第二條：私作斛斗秤度
一款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執用者，笞五十，因增減者，計所增減准盜論。
二款即用斛斗秤度出入官物而不平，令有增減者，坐贓論，入己者以盜論。其在市用斛斗秤度雖平，而不經官司印者，笞四十。
第一條關於校正度量衡器物，規定檢定部門依照關市令校正度量衡器，凡不準者，杖七十。如果是監校官沒有察覺，杖六十。兩者通情作弊則同罪。
第二條關於度的製造、使用。凡私家自作不合格的度量衡器並且在市上使用者，笞五十。利用不合標準的度量衡器貪污官府的財物者，以盜賊罪論處。
凡用不準確的度量衡器具而造成物資損失者，以貪污罪論處。入私囊者，以盜賊論處。所用的度量衡器雖然準確，但沒有官方印署的檢定合格證者，也要笞四十。
從以上兩條法律條文來看，唐朝對執行度量衡檢定製度是十分嚴格的，對於利用度量衡器具營私舞弊者，皆嚴懲不貸。然而唐律的規定能否在官民之間貫徹始終呢？我們引用兩則記載以作管窺。北宋初年文學家錢易撰有《南部新書》，記載了唐及五代的故事。書中有一則記述：柳仲郢擔任京師長官，在東、西市均設置了標準度量衡器，為方便貿易雙方校正之用，並禁止私自製作度量衡器。北司史入粟違反有關規定，柳仲郢殺之並陳屍示眾，自此無人敢再犯。這則故事記述得很簡略，按《唐律》規定，違犯度量衡法律條文者，應給予杖刑，柳仲郢竟處之以死刑，可能是並有其他重罪，不過總是與違反度量衡法律有關。唐律集中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竭力維護地主階級的特權。晚唐詩人皮日休所作《橡媼嘆》，卻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官僚地主利用度量衡器具大進小出，強取豪奪而不受法律約束的實況。詩云：「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春，粒粒如玉璫。持之納入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飢腸。」從詩中可以看到，晚唐時政治、經濟已滑入低谷。詩人通過一個老婦人的悲慘遭遇，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無視法律，對百姓敲骨吸髓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