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制農具和牛耕技術逐漸普遍使用，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推動了生產關係的變革。井田制逐步瓦解，井田以外大量土地被開墾成為私田，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階層有了成為社會基礎的可能。另一方面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的人也開始向兩極分化，多數轉化為農民，少數發展成地主，成為社會上一支新生的力量，推動著生產關係發生變化，並且促使奴隸主中一小部分人也開始分化出來，轉變成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他們積極招攬人才，爭取群眾，積聚力量，最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取得政權。在這場新舊制度的鬥爭中，許多新興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反對壓迫剝削作出適當讓步，或施以小恩小惠，把國民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新興地主階級還常常利用度量衡作為收買民心的手段，齊國的田氏取代姜姓的齊國政權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春秋時齊國的舊勢力是以國君齊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為首的奴隸主貴族，公室對奴隸和平民加重剝削，殘酷地施加刑罰，當時受刖〔yue月，古代的一種酷刑，把腳砍掉〕刑的人多至使齊國市場上草鞋跌價，假足昂貴。齊國的大夫田桓子則極力收攬人心。在災荒嚴重，路有餓殍時，常常出貸用大斗，收回用小斗，於是民眾從公室逃往田氏的門下。田桓子死後，其子田乞繼為齊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為相。那時齊國的國君是齊簡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新舊勢力鬥爭更加激烈，田成子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繼續施行「大斗出貸，小斗收之」，以爭取民眾，壯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裝奪取了姜姓政權。在這長達六、七十年的時間裡，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後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田氏立國後，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齊國的「公量」。
魯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齊國派晏嬰出使晉國，晏嬰與晉國大夫叔向私下談論兩國的政局，晏嬰說：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 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左傳·昭公三年》)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
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齊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芑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這兩段記載說明了齊國以「家量」取代「公量」的歷史背景，並且具體曆數了齊國容量單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區，四區=一釜，十釜=一鍾；而陳氏家量大於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區，五區=一釜，十釜=一鍾。出土的齊國量器「子禾子銅釜」、「陳純銅釜」和「左關銅(釒和)」，從銘文中可以知道這三個量器是齊國的家量。子禾子是田和為大夫時的稱謂，「子禾子釜」當是田和立為諸侯之前所鑄造的量器，時間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間。實測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麼「公量」一釜當合16400毫升。「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於家量把從豆到釜的四進位改成了五進位，這種量制便於計算，也有利於向十進位過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終於取得了齊國的政權，從而正式把「家量」改為齊國的量制，這前後經歷了160多年。
楚國的白公勝曾經採用了同樣的辦法，《淮南子·人間訓》中也有一段記述，說他「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家裡的倉庫不用加鎖。「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納)」，爭取民心，積聚力量。可見在春秋戰國時，諸侯國內常常有「家量」和「公量」同時並用，各國之間制度的混亂和不統一就更不足為奇了。
周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已是名存實亡了。各諸侯國都在積極發展自己的勢力，對外進行吞併戰爭，對內實行改革，以鞏固自己的政權，並且形成了一個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社會經濟表現出來的特點是，土地私有，手工業獨立經營，商業繁榮，俸祿制和賦稅制逐步健全等等，而以上各個方面又都離不開度量衡。為了多收賦稅，各諸侯國紛紛健全自己的度量衡制度，個別實力強大的士大夫還自立家量。從目前所見到的各種文獻和實物資料來分析，春秋戰國度量衡器一方面是使用的面擴大了，器物增多了，制度也健全了，但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混亂和不統一。楊寬先生曾從許多種文獻中摘錄到各國計量俸祿的單位如：衛國用「盆」，齊、魏等國用「鍾」，楚國用「擔」。從春秋戰國時期留存的實物來看，各國的度量衡無論從單位名稱、器物形制、單位量值、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差異，如容量單位除較為普遍使用的十進位的升斗斛制外，齊國則用豆、區(□)、釜、鍾制，魏國用益，燕國用(有鳥)、觳〔hu壺〕。重量單位也很不統一，除銖、兩、斤、石制外，魏國用釿〔jin斤〕、鎰，東周用寽、冢，中山國用刀、石。進位制也很複雜，除24銖為兩，16兩為斤，120斤為石外，東周的冢似以100進位為一寽，而中山國的刀，似以800進位為一石。然而到了戰國後期，由於商業和交通的發展，各諸侯國之間的聯繫也大大加強，各地區、各部族在經濟上的交往和相互依賴也更加密切。由於經濟的發展，由於新興地主階級的改革和封建兼并戰爭的不斷發生，更由於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使得原來封閉式的割據狀態受到了很大衝擊。這種經濟和文化上的融合，必然也在度量衡制度上有所反映。從目前所搜集到的實物和文獻資料來看，直至戰國後期，各諸侯國之間在度量衡制度上的差異雖仍然存在，但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逐步走向統一已在勢在必行。
春秋戰國前後540餘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文獻給後代留下的資料只能是一鱗半爪，既不系統，又無法考證其實際數值。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近年來發掘出土了部分這一時期的器物，使我們有可能對有關器物的實際量值作些考證。多年來，在各地文博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搜集到這期間一定數量的度量衡器物(包括在一般用具上刻有自身重量和容量銘文的)。但又受出土文物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如器物種類不同、多寡不同、精粗不同、刻銘形式不同等等，現時尚不能了解其全貌。為了使讀者對春秋戰國度量衡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我們儘可能將所見器物分國別，以實測量值對照當時的單位，摺合成今制，列成下表，以供參考。
表一 各諸侯國重量一覽表
表二 各諸侯國容量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