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活動大約出現在原始社會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早期的交換多發生在氏族與氏族之間，僅以偶然剩餘的產品相互贈送或交換。根本不需要度量衡器具。
商代的社會生產力無疑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商品生產和交換取得了顯著發展，甚至後來把經營貨物的人稱為商人，商人一詞就是由此而沿用下來的。夏商兩代已經有了徵收賦稅的專用度量衡器，商品交換又比較活躍，那麼這時期度量衡似乎應該普遍使用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社會有了分工，必然隨之發生交換。商品交換從偶然性發展為經常性的活動，出現了「日中為市」這類有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的交換場地。交換雙方仍是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即「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下》)。到了商代，進入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奴隸主們的生活慾望越來越高，於是各地的玉石、野禽、金錫、龜貝都從遙遠的地方為他們交易運輸而聚集到都城大邑。但是這種遠距離的商業行為主要發生於部落之間，並且是為奴隸主貴族服務的，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只起著微小的作用。而一般人民需要的卻只是一些日常用品，交換的形式仍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階段，往往是以粟易器械，以羊易陶罐。雙方都是為了換取生活必需品，因此對大小、多少、輕重都不甚計較。這種交換形式幾乎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時期。
由於時代久遠，古籍中留下來的資料只能是一鱗半爪，無法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狀況作進一步判斷。但是我國現代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還有一些偏僻的山寨，由於很少與外界接觸，以致過著原始的群居生活，生產力很低下，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麼私有財產，一般情況下還處在分光吃光的階段，對待財富的觀念不很強，對於多少、輕重也就不太計較了。因此，度量衡這個名詞對他們來說還十分陌生，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我們藉助於這些地區的調查材料，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中度量衡的使用情況和範圍，再與夏、商奴隸社會作一些比較和分析，則是十分有意義的。據介紹，雲南獨龍族人在交換商品時，用手捧作為單位，一手之盛為「一把」，兩手為「一捧」；他們買賣黃連、貝母之類的藥材，就是以「把」、「捧」來論價的。買賣鹽巴時，用平時吃飯的碗來測量；計算糧食，用平時盛物的小籮筐。在內地衡器的影響下，有些少數民族中也出現了一些自製的十分簡陋的「秤」；當他們獵獲到野獸時，臨時找來一石塊或一根獸骨作錘，削一根竹桿作衡(秤桿)，在桿上刻一些分度，用來分肉。只要每次稱肉都固定在同一刻度上，就可以大致分得平均而且達到目的了，因為大家並不用知道分得的是幾斤幾兩，肉分完了，這桿「秤」也就失去作用而被丟棄。借貸時也是這樣，他們臨時在自製的秤桿上刻一條線，記下重量，待歸還時仍拿它來再稱一下，也就覺得很公平了。這些粗糙的器具，由於沒有統一的單位和量值，嚴格地說，都不是度量衡器具，僅僅是小範圍內的一種測量活動，只要當事人承認它就達到目的了。因此，不具有任何社會性，也不受任何制度的約束，這種測量還不能稱之為計量或度量衡。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一般群眾無論對交換甚至借貸都不需要有統一的度量，但在繳納穀物租稅時，每一寨子卻備有一隻公用的竹笥(官量)或一桿公秤。這些度量衡器具都保存在頭人家裡，只供向「傣族土司交負擔用」。由此可見度量衡在賦稅制度上起著何等重要的作用。
在奴隸制社會，絕大多數人被奴隸主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沒有剩餘物品需要到市上去交換，少量的生活必需品也只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去換取。另一方面，奴隸主貴族卻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對財富有很高的佔有慾，因此在財產的分配上是很認真的。由於劃分土地，發放俸祿，徵收賦稅等方面的需要，在奴隸社會度量衡不但已經產生，並且有了專用的器具。然而這些度量衡器具只是掌握在少數統治階級手中，在他們看來，度量衡不僅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般老百姓是不應該有，也是不能有的。「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正是早期度量衡使用的範圍和度量衡器具管理的真實寫照。
西周時期的手工業和商業基本上還是由官府經營，工匠、商人多為官府的奴隸；因此，有「工商食官」的說法。隨著農業、手工業的進步，西周的商業比殷商時期又有所發展。從墓葬中發現「貝」的數量明顯增多來看，貝已從早期單純作為裝飾品逐漸轉變為貨幣，用它來計算物品價值了。西周的「貝」明顯增多和它的價值觀念還可以從青銅器銘文上找到佐證，如《遽〔ju據〕伯睘簋》的銘文有「遽伯睘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十朋又四朋是指銅尊的價值而言。此外在許多銅器上還刻有賞朋三十朋、五十朋以至百朋等。西周可能已用「銅」作為交易的等價物了，銅器銘文上出現了「寽〔lu慮〕』、「勻」等計量單位。可見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西周的商業目前還只能從古代文獻中找到一些很不系統的材料。《考工記》中記載，西周已有專門的「市」，匠人建國都「面朝後市」。統治階級雖然過著奢侈的生活，但表面上卻諱言財利，故置市於宮廷的後面，以近於後宮，國君后妃以及貴官都禁止到市上去游觀(參見《周禮·地官司徒下》)，但畢竟在都城裡已有專門交換貨物的場所——「市」了。西周對「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設有各種官職管理「市」上的日常事務，《周禮·天官冢宰下》中說：凡建國之始，內宰要輔佐王后建立市，設置大大小小的肆把貨物陳列出來，把度量衡管理好。《周禮·地官司徒下》中說，司市掌握市上的各種政令，根據不同的事務處所來安排市井的經界，把貨物分門別類地陳列出來，分其優劣使物價合理，還要用度量衡器具計量後再評定貨物的價格。每當開肆之始，「質人」手裡還拿著鞭度 ，經常在市上巡視監察，如果發生銀錢糾紛或因度量不準而產生爭鬥，則妨鞭懲戒，有爭長短者，就執度以校正。《周禮》一書雖然是後人對西周王室的職官制度和市場管理的追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期間商品經濟和度量衡的狀況。從《周禮》一書的敘述中，我們認為西周的市由各級官吏嚴格管理，他們手中掌握的度量衡器，不僅是唯一的標準，而且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由於西周社會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商品交換並沒有成為重要的經濟形式，作為貨幣的「貝」由於數量增多，它的價值及珍貴程度也相對減小，而且貝幣多在上層社會間通行，一般百姓並不一定歡迎，民間近地交換，更多地仍是以物易物的方式。《詩·小雅·小宛》說：「握粟出卜」，《詩·衛風·氓》說：「抱布貿絲」，正反映了百姓仍以換取生活必需品為主要目的。即使上層社會，也常常以人、畜來換取絲、麻、農作物和土地。只有當交換從偶然性變成經常性的社會活動，並且出現了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和專門經營商品交換的商人，用貨幣作為交換尺度時，度量衡在商品市場中的地位才日趨重要。
春秋戰國是我國經濟發生較大變革的時期。鐵質農具的使用，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首先改變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佔有形式，諸侯的領地逐漸變為私有，甚至公社農民也逐漸轉化為小土地所有者。隨著土地佔有形式的改變，手工業生產出現了獨立的自由手工業階層。由於農業、手工業的巨大發展，商業的繁榮就成了必然結果。富商大賈們「志高而揚，結駟聯騎」地往返於各國之間進行貿易活動，並且逐漸形成了專業的自由商人階級。商業逐漸擴大，貨幣同時發展而與之適應。春秋晚期已有銅鑄貨幣的出現，到了戰國時代，由於商業經濟進一步發展，促使鑄造貨幣廣泛流通。這期間的銅鑄幣因地區不同，大概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布幣，形狀像農具中的鎛〔bo博〕，主要流行於韓、趙、魏(即三晉)地區。第二種刀幣，是工具中的刀轉化而來的，主要流行在齊、燕、趙等國。第三種為圓錢，外圓內有孔，主要流行於東周、秦以及趙、魏兩國沿黃河的地區。第四種是銅貝，主要流行在楚國境內。
商業的發達還出現了不少繁榮的大城市，如齊的都會臨淄(今山東臨淄以北)，是當時規模最大、最繁華的都市之一。《戰國策·齊策》記載，當時臨淄城中居住著七萬戶人家，最熱鬧的街道可以同時行六輛車。市工是市肆和工商業者聚集地，市民都很富有，街道上來往車輛和行人十分擁擠，如果大家把衣襟(衽)連起來，就可以合成一頂圍帳；把衣袖(袂)舉起來，可以合成一面大幕。又據桓譚《新論》記載，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縣西北)也是一個很熱鬧的商業城市。「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在這樣車碰車、行人摩肩接踵、你推我擠的的商業街市上，早上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擠壞了。以上對戰國時市肆熱鬧和繁華程度的描寫，雖然有很大程度的誇張，總是反映了一定的歷史情況。除齊、楚之外，趙國的邯鄲，楚國的陳、壽春，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