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治服了洪水，使中原民眾得以安居。他在部落聯盟中的威望也越來越高。舜死後，禹成了繼位人，並建立了夏王朝。古籍記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表明夏初中國境內已形成了以夏族為中心的大聯合。又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員)既長。」(《詩·商頌·長發》)大意是說禹治理了洪水，定諸夏廣大其境界，虞夏之世故為久長。禹「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憲問》)「身執耒〔lei累〕 臿〔cha插〕 以為民先。」(《韓非子·五蠹》)為了發展農業而注意興修水利，《論語·泰伯》載：「(禹)儘力乎溝洫。」《尚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quan犬〕澮〔huai壞〕距川。」「距」，到的意思，「畎」即農田，「澮」為溝渠。禹在耕地上開田間溝渠，開始了原始的灌溉技術。為了便於耕種和管理，農田已劃分成規整的方田，並且有固定的單位。《詩·小雅·信南山》中說：「維禹甸之」，鄭玄注云：「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左傳》中還記載了在禹之後的一次奪權鬥爭。少康的父親相，被寒浞所殺，少康投奔有虞氏，有虞氏配給他田一成，眾人旅。一成就是方10里的土地，一旅是500人。可見在夏代測量土地已經有工具、有單位、有統一的標準了。
夏代是一個奴隸制國家，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機構和統治階層。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就要有足夠的糧食和副食產品，建立相應的賦稅制度也就成為必然。《孟子·滕文公上》說：「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趙歧注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顧炎武《日知錄》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貢」應該是奴隸主進行剝削的一種形式。孟子認為，分田、制祿和貢賦，都是鞏固奴隸制國家政權的頭等大事，而這三者的實施又都離不開度量衡，因此，在賦稅制度確定後，度量衡就顯得更重要了。
郭沫若在《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中說到：「古代中國毫無疑問地施行過井田制，就平坦的地面劃分出有一定畝積的等量方田，以分配給臣下作俸祿，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考驗耕者勤惰的標準。」井田制起源很早，但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用來作為剝削的手段和俸祿的標準，則是在商代完成的。商代甲骨文中「田」寫作田、□、□。文字是客觀事實的反映。商代有了一塊塊方正的田，才會出現那樣四方四正，規劃清楚的象形文字。井田是指將土地劃成阡陌縱橫、溝洫交錯的井字形田塊，是治理田地的方法。而規整的四塊、六塊、八塊和九塊的方田，每塊都應該代表一定的畝積。如此規整的農田，一定是經過規劃、測量放線施工而成的，「繩」也就成為測量工具的一種。《禮記·樂記》雲，「以繩德厚。」鄭玄註：「繩，猶度也。」《商君書·禁使》云：「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懸)繩之數也。」皆言以繩量度。據考證，古有大繩維繫地角的神話。《詩·小雅·節南山》：「秉國之鈞，四方是維。」「維」即大繩。而「維」字又寫成蒦、彟。《漢書·律曆志》云：「尺者，蒦也。」這些都說明繩確曾用作量度的工具。在其他許多古老的國家裡，古代也曾用繩作丈量土地的工具。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收藏一份公元前1600～前1800年的紙草，上面記錄了公元前2200年前的測量規則。從而證明了在很早以前的古代，已有一些測量家或「牽繩者」，用繩來丈量土地，並把結果記錄下來。此外又見公元前1400年埃及壁畫上留存下勞作者用結繩在丈量土地的生動畫面。中國在夏商時期已使用了規矩準繩這些最古老的測量工具，只是如何劃分井田沒有留下具體的文字材料。郭沫若先生在《奴隸制時代》一文中給我們提供了古羅馬百分田制的劃分情況：「羅馬人製造方田須先用懸規測定土中，由這一中點划出兩條大路正交成十字形，再縱橫兩兩平行作無數小徑，便形成無數規整的區劃，或為正方，或為矩形，每一區劃為羅馬尺240方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數學是從人的需要中產生的，是從丈量土地和測量容積，從計算時間和製造器皿產生的。」數學是數量抽象的科學。甲骨文中已有13個記數單字，最大的數是三萬。有了數字，有了測量的單位，又規定了統一的量值，度量衡便在一定的範圍內通用了。早在殷商時期也確確實實地製造了測量長度的專用工具「尺」了。
商代農業工具比以前有很大改進，勞動生產率也有所提高，糧食相應增多。殷墟等地發現一些比較講究的貯藏糧食的窖穴，在甲骨文中還出現「〔上亠下囬〕〔即廩，lin，米倉〕」字，郭沫若先生說「廩」很像圓身尖頂的糧食垛。在商代遺址中還出土了許多陶大口尊。尊底呈圓形，因為一般情況下不用搬動，儲存糧食時，在地上挖一個坑，把它放置平穩，傾倒糧食也很方便。這類大口尊的口沿上刻了許多符號，很可能是對尊內食數量的標記。到了西周，農業生產水平又有提高，糧食的儲存量明顯增多，在儲存或消費時使用某種器具計量是必不可少的。
度量衡在徵收賦稅中起到什麼作用呢？《國語·周語下》引《夏書》中的一段話：「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中解釋說：
「石、鈞都是度量衡，也是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奴隸主貴族只要把他們進行剝削的器具控制住，被奴役的部落和奴隸同平民就會繳納更多的穀物，夏朝的府藏就能經常充實起來。」
《史稿》的作者根據這一條史料，證明了夏代不但有賦稅，而且有了徵收賦稅的度量衡器，以保證國庫的收入，這種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西周是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農業又是當時主要的社會經濟，周天子被視為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他將土地層層分封給諸侯、大夫和士。《周禮》的每篇頭上都有如下五句話：「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規定了氏族總家長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劃分田野為井邑，並在王城內興建城郭，營造宮室。為了適應分封土地的需要，周天子設有專門的職官來丈量土地，即《禮記·王制》中所說：「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ju矩〕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周代的井田制承襲商代而有所發展，已達到比較完備的階段，形成了一套計量田土面積的單位制。「田」，作為一個計量單位常常出現在西周金文里，如夷王時的「不箕簋」，記述不箕簋伐獫狁有功，伯氏賜他「田十田」。「敵簋」也記述敵抵禦淮夷有功，王賞賜他「貝五十朋，賜田於五十田，於早五十田」。金文中常見以一田、二田、七田、十田、五十田等為計量單位，這足以證明田的畝積是有一定大小的。
西周奴隸主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三種來源，一是剝削奴隸，二是剝削農民，三是奴隸主繳納貢賦。毛公鼎上刻有「大小楚(胥)賦」。是向農民徵收實物的賦法。在西周奴隸制社會已實行了經常的定量實物稅收，加強了對自耕農的剝削。關於西周時期的賦稅制，《國語·魯語》中有一段記載：「先王制土，藉田以力……其歲收，田一井，出稯〔zong宗〕禾、秉芻、缶〔fou否〕米，不是過也。」《孔叢子》卷三引《小爾雅》：「藪二有半謂之缶。」《儀禮·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秬〔ju矩〕，十秬曰稯，十稯曰秅〔cha茶〕，四百秉為一秅。」「斗、斛、藪、缶、秉」是古代計米粟的單位，「秉、秬、稯、秅」是古代計禾稼的單位，儘管我們目前還不知道這些單位的具體量值是多少，但是隨著農產品的增多，賦稅制度的建立，度量衡器具逐步法制化是必然的結果。
西周時期禮儀制度十分嚴格，即「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王制」。而許多制度的訂立又都離不開度量衡。有了度量衡，百物制度才有了依據，才能立信於民。《禮記·明堂位》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禮記·大傳》又說：「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西周設置了管理度量衡的各級官吏，如內宰、大行人、合方氏等，他們共同的任務是，保證在周天子管轄下，統一各諸侯國的度量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