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活動是用數值來表示事物的量，因此，最早的測量是在學會計數之後才開始的。而數的概念大約在以採集和狩獵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舊石器時代早已萌芽了。為了避免嚴寒的襲擊，原始人群逐漸認識到季節的變換規律而形成了隨氣候變化而轉移到另一地帶去居住的習慣。人類通過感覺器官來判斷季節的變化，發現日月星辰移動位置的自然現象，並了解到月圓月缺的過程，由此開始了原始的記數活動，總結出日、月、年周而復始的規律。這實際上就已經包含了對時間這個單位的計量了。通過對時間的計量，人類逐漸了解到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長的規律，開始了種植活動。誠如古籍所云：昔時，「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淮南子·主術訓》)。我國遠古的「結繩記事」和「契木記時」大概就是對最早記數活動的描述。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缽口沿上有二三十種符號，這些符號的含義雖然還不能確知，但它們總是代表著刻劃者的某種意向的，而最早想要記錄的，大概還是與數量有關的事物吧。
在母系氏族社會，農業生產逐漸帶給人們比較固定的生活來源。但在石斧、石鐮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年代，集體的勞動僅僅能維持基本的生存條件。所以，氏族公社沒有私人財產，大家過著共同生產、共同分配的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由於生活資料不豐富，在獵獲到野獸或收穫農產品的季節，往往由氏族酋長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將食物分配給每一個成員。制陶手工業出現以後，氏族公社開始製造各種大小不同的陶罐、陶缽、陶盆等生活用具。因此，我們可以設想，氏族酋長在分配穀物時，很可能選擇大小適中的陶質容器作為分配的「標準量器」，這樣的分配顯然要比手捧準確得多。糧食一分完，這件陶罐便失去了作為測量工具的特殊功能，下次分配時可以另外再找一件。這些只用於一時一地的器物，儘管也用於測量某些未知量，但其性質尚不屬於度量衡器的範疇。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尺度。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轉化，首先表現在生產工具有明顯的進步。各地出土的這一時期的大量石器，一般都通體磨光。大型石斧、石刀、石錛等，經過精磨後器形規整，輪廓清晰，刃口鋒利，大大提高了砍伐樹木、開拓荒地的效率。然而，這類大型工具必須安上長柄才便於使用，考古學上稱它們為複合工具。複合工具的特點是把兩件以上的零件組成一件完整的工具。為了達到組合的目的，比較式的測量一下柄的粗細與穿孔的大小是否一致是必不可少的。鐮、刀是耕種和收割的工具，往往鑽成一個或幾個可供繫繩的小孔。1955年南京北陰陽營出土的七孔石刀，1956年湖北京山屈泉嶺和河南臨汝大張山出土的石鐮，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七孔石刀的孔距幾乎相等，不會只是用目測的效果。在鑽孔前測量一下孔距，已是極為普遍的了。
生產工具的進步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帶動了飼養業的興旺，使氏族公社有了比較穩定的食物來源。在基本生存條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使一小部分人脫離農業生產而專門從事手工業勞動，並且逐漸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於是出現了第二次社會勞動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分開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除了表現在制陶技術的提高外，還表現在金屬加工業的出現。早期的金屬冶制業僅僅是熔點較低的紅銅，紅銅的硬度低，一般只用來做成小刀、匕、錐和環形透孔片狀的裝飾品等。此外，手工業部門還有玉器、骨器、紡織品、木器等。玉器多做成裝飾品和禮器。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境內半坡型墓葬中發現大量串珠和骨片。串珠大小不一，直徑分別為0.4～0.9厘米不等，而骨片則分成三角形、梯形、長方形和鏃形四種。三角形呈等腰狀，底邊長約2.5厘米，高約1.5厘米，厚度為0.1厘米，大小基本一致。梯形的底邊長約五厘米，高一厘米，形狀大小也基本相同。鏃形的一端扁平，另一端尖形，長度為五或十厘米，寬一厘米，厚0.1厘米。長方形骨片長約2～2.5厘米，寬0.5～1厘米，大小相差無幾，其長邊上有一至八個不等的齒槽，有的在一邊，有的兩邊都有，齒槽排列均勻或對稱。四種形狀的骨片都磨製得精細勻稱，且大小整齊，形狀規範。這些遺物充分證明在手工業成為獨立生產部門以後，人類對數和量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生產工具種類的增多，逐步實現了工具的專門化。犁耕農業的出現，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要求男勞力更多地投入農業勞動生產，並且代替婦女成為社會主要勞動力。男子在社會經濟中地位的變化，促使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父權制的確立，又與新的婚姻狀態相輔而行，使對偶婚轉變為一夫一妻制。社會化的大分工造成氏族公社成員之間地位上的差別，是私有觀念的客觀效果；而對財富的貪慾，則是人類意識形態上的變化，即平均分配的觀念發生了動搖。
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公社成員和女族長之間，雖有長幼地位之別，但並不表現在勞動分工或生活用品分配上有任何的不平等。即使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榮時期，儘管有少量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由個人使用，但這種個人財產不僅沒有成為集體財產的對立物，相反還是集體財產必不可少的補充。死者的隨葬品也僅有少數出現多寡、精粗的區別，一般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差別都不大。而父系氏族公社時期，氏族首領的地位日益顯貴，並且具有支配氏族部落的權威。在以一夫一妻的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條件下，氏族首領將耕地分配給各個家庭耕種。生產工具和收穫物歸生產者私有。但氏族公社成員對氏族還負有各種義務，如耕種公田、參加村社的大型集體勞動等。公田上的收穫是村社的公共積累，除了用於公共事務外，還要供給脫離第一線生產的部落領袖和少數手工業生產者的生活需要。由於分工的不同，社會地位尊卑有別，掌握著公共積累分配權的氏族領袖開始考慮根據不同的分工在分配時區別對待。
分配製度的重大變化，使分配方法比平均分配時複雜得多。為了對量的多少有相對穩定的概念，保留幾件專門用來測量糧食的器具便首先在父系氏族社會出現了。據考古發掘報道，甘肅大地灣F901房屋遺址中，出土了一組容量成倍比關係、形制奇特的陶器：條形盤、鏟形抄、箕形抄和四柄深腹罐。F901房屋遺址規模宏偉(包括附屬建築佔地約420平方米)，工程浩繁，是甚至需要動員整個氏族力量來修建的大型建築。根據房屋的結構和周圍環境分析，很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聯盟活動的公共場所，主要用於集會、祭祀或舉行某種儀式的「宮殿」式建築。四件陶器與其他陶鼎等祭祀性禮器同時置於房基遺址的主室內居住面上。經發掘者仔細測量，得到各器的計算容積分別為：條形盤，264.3立方厘米；鏟形抄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5288.4立方厘米；四柄深腹罐，26082.1立方厘米。比例分別大致為1：10、1：20和1：100。這一組數據是考古學家們對經過復原的器物用現代手段計算出來的，實際上這種精確度在當時是不可能達到的，然而從中我們仍可看出，當時的人們已有了倍比量的概念，並能制出容積大致成倍比關係的各種器物，這也就足以令人驚嘆不已了。
在平均分配的母系氏族社會，人們沒有私慾，對大小多少也不甚計較。收穫的季節，大家聚在一起，由氏族首領臨時找來一個陶罐作為分配的容器，每人得到的糧食大致相等也就滿足了。然而在糧食有了剩餘，私有觀念隨之日增的時代，氏族首領對個人的財富及集體的貯備都需要有一個相對準確的數量概念，也就產生了保存一兩件相對穩定的專用測量器具的要求。氏族首領選擇幾件有一定倍比關係的陶器，用結繩記事的辦法，把測量和分配的數量記錄下來，待到第二年，仍用這些陶器來測量。年復一年，這些陶罐便成為在一定範圍內固定的專用器具了。它們一般都保存在氏族首領處，並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因而便顯得重要和神秘起來。經過這一階段，人們對量的概念也比較明確和具體了。但是，由於當時還沒有統一的單位和固定的量值，這些容器也還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度量衡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