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會，當人們還依靠漁獵、採集為生時，他們就必須對自己生活地區的地理情況有一定了解，必須知道去什麼地方漁獵、採集食物，否則就難以生活下去。即使當人們進步到定居農耕時代，也必須了解居住區的地形、水文、氣候，以及它們與栽培植物的關係等知識，然後才能確定定居地點與栽培植物的馴化、種植。因此，地理知識的萌芽是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進化而不斷發展的。
根據考古資料，在我國原始社會的初民階段，從距今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遺址，到距今約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等眾多的人類文化遺存中都可以看出，那時人們對岩石、地形等地理要素的認識已積累了不少知識。如他們製造工具一般都以堅硬的石英岩、燧石為主；居住地的選擇，也一般選取近水的天然洞穴(如北京猿人、山頂洞人等)或者河流階地上(如丁村人等)。距今60萬年的北京猿人當時至少已對周圍五公里之內的地理環境有所了解。例如，他們使用的石英和水晶等石料就是主要採取於遺址以北兩公里以內的花崗岩區，少數石晶則是取於五公里以外的牛口峪，還有許多礫石則採取於遺址附近的河灘。
到了定居農耕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會時期，人們對周圍地理環境的認識和地理觀念有了顯著擴大。首先，在居住地的選擇上就表現了強烈的地理意識。從現在發現的古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來看，他們一般都選在便於取水、耕作、漁獵、採集，又可防止洪水災害的河流二級階地上。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臨潼姜寨遺址等都是這樣。其次，在方位概念、土壤特性的認識上，也表現了明顯的地理認識。如在半坡仰韶文化遺存中，房屋大多朝南開門；一些墓葬排成間距大致相同的東西一線。甘肅永靖秦魏家的齊家文化遺址中，有一處墓地為南北六排共100多座墓，死者的頭向一律朝西北；而在這一墓地之東20多米的地方，又有東西三排129座墓，死者的頭向卻一律朝西。很顯然，這清楚的表明當時人們已有了地理方位概念。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出現，是當時土壤認識的一大標誌。陶器是以高嶺土為主要原料燒制的，只能是人們對不同土壤性能有了相當認識的情況下而出現的。此外，從北方文化遺址中耐旱作物(如粟、稷)的出現和南方水稻的出現，也說明當時人們已對不同區域的氣候、土壤、水文環境有了較深入的認識，懂得因地制宜栽培適宜作物品種。正如山東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
到了夏商周時代(公元前21世紀—前771年)，隨著文字的出現，已有了較多的當時地理認識記錄。如商代甲骨卜辭中就有不少日食、月食等天氣現象的記述。據董作賓等先生研究，其中就有從公元前1217年(殷文丁六年)3月20日至29日連續10天的天氣記錄。當時人們已認識到的天氣現象有：晴、陰、雲、雨、雪、風等，而且還有對風和雨的強度、方向等差異的認識和記錄。周代對地理環境很重視，非常注意居住區地理條件的好壞。如周成王準備建都洛邑(今洛陽市)時，就先派召公去洛邑一帶踏勘地形，後來又派周公去現場考察，並繪成地形圖讓周成王審定。保存至今的周代詩歌總集《詩經》中，也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識，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周代還設有許多與地理相關的專門官職。如「司徒」(金文作司土)就是管理土地、農業生產及相關地圖的官職；「司馬」是主管軍賦及軍事地圖的官職；「土訓」則是以介紹各地情況供君王諮詢為主要職責。
總之，從最早的地理知識萌芽到夏商周時代，我國古代人民已對一些區域的地理現象及一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徵，有了相當認識。
傳說約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禹時代，我國各地洪水滔天，到處一片汪洋。這時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帶領大家疏導河流、賓士水土，他在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使河流歸道，天下太平。我國古代著作《尚書》中的一篇《禹貢》，就被認為是記述當時大禹賓士水土業績的古老文獻。
其實，《禹貢》是假託大禹之名，寫作於春秋戰國之際(約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一部古老地理作品，它系統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區域地理的認識。
《禹貢》文字精練，敘事概括，全文僅1000多字，記述了全國的山川、物產、田賦等方面的重要內容。全部內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以區域對比的方法記述九州的情況。《禹貢》以荊、衡、岱、太華四山，河、濟、淮、黑四條河流和海為分界標誌，劃分全國為九州，即：冀(今山西、河北，遼寧遼河以西)、青(山東東部)、兗〔yan演〕(今山東西部)、徐(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揚(今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豫(今河南)、雍(今陝西、甘肅)、荊(今湖南、湖北)、梁(今陝西西南、四川)。分州敘述各州內山川、湖泊、土壤、物產以及田賦等級、貢品名目和水陸運輸線，在一些州里還提到少數民族。如所記述的青州，說青州地居海與岱(泰)山之間；其地土壤為白墳(灰壤)、斥(鹽漬土)；田地為第三等，賦稅為第四等；物產有鹽、絺〔chī痴〕等；貢道(交通線)是由汶水到濟水入黃河至王都所在的冀州。九州之後，以專題形式記述的是「導山」、「導水」兩部分。「導山」是假託大禹治水時的行經路線，所以只記山名，但相關聯的山嶽便形成四條「山列」的概念。「導水」假託為大禹所治之水，所以從上游開始，依次記述了弱水、黑水、河水(黃河)、江水(長江)、漢水、濟水、淮水、渭水、洛水及其重要支流的名稱。《禹貢》最後一部分是一個理想的政治地理制度，即「五服制」。它以距王都距離的遠近進行區劃。以500里為別，由王都向外依次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並規定了相應的管理方法及賦役交納等級。
從《禹貢》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掌握了我國地勢西高東低、山嶽分布西部集中東部分散兩大特徵，同時對境內的主要水系也有了深刻了解。其次，對境內自然地理現象的觀察也相當準確。如關於東部兗、徐、揚三州自然景觀的描述，說兗州「厥草惟繇〔yao窯〕，厥木惟喬」；徐州「草木漸包」；揚州「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正確記述了三地的植物景觀特徵。再次，反映了當時土壤分類的萌芽和水道系統的觀念。因此，《禹貢》是一部包含了我國最古老的有關政治地理(九州制、五服制)、水文地理、山嶽地理和經濟地理等內容的系統區域地理著作，反映了早期人們的地理認識水平。
《山海經》是我國歷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古老著作，很多人都把它當作記述奇異古怪的神話作品來讀。其實這部書中包含了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經》(又稱《五藏山經》)。
《山經》約成書於戰國時代，不僅是《山海經》各部分中時代最早的作品，而且地理意義也最大。它共分五卷26篇，實際上是以晉西南和豫西為中心，以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配合區劃，記述中國境內的五大區26列山嶽。五大區以方位分別稱「中山經」、「西山經」、「東山經」、「南山經」、「北山經」。每區內又按順序分若干列，每列從頭到尾有山的方位、相互間距離，以及每列末的山嶽數、總長度的總結記述。計「中山經」有十二列193山，「西山經」四列77山，「東山經」四列46山，「北山經」三列88山，「南山經」三列29山。《山經》的記述內容是以這些山列為綱，然後在每一山嶽下附記河流、地形、動物、植物、神話等內容。
從《山經》的內容可以看出，它至少反映了當時人們在以下幾方面的地理認識：
第一，對我國區域地理的認識範圍。《山經》對山嶽的記述極為廣泛，遍及全國廣大地區。據譚其驤先生研究，「南山經」所涉及的範圍，大致東起浙江舟山群島，西抵湖南西部，南達廣東南海。「西山經」大致包括東起山陝黃河，西抵鳥鼠山、青海湖一線，南自秦嶺山脈，北到寧夏鹽池西北、陝北榆林東北一線，西北及於阿爾金山的範圍之內。「北山經」包括西起賀蘭山，東到太行山，南起中條山，北到陰山及北緯43度一線的地區。「東山經」範圍大致北起萊州灣，東抵成山角，西含泰山山脈的地區，其主要屬於山東境內，只有「東次二經」的南段部分山位於蘇贛境內。「中山經」則主要限於河南、陝西、湖北三省交界及河南省的廣大地區。
第二，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山脈」和「水系」概念。《山經》記述山嶽，一方面分成區、「段」(列)，另一方面，每列的記述都按一定的順序依次講其走向、距離。如所述：「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凡西山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騩〔guī龜〕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山經·西山經》)。雖然這些山是各自獨立的山嶽，相互不具連綿性，但是通過這種敘述方法，則不難看出這裡包含的正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山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