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大戰重新劃分了三國的疆界，吳蜀聯盟的重建使三國力量再次達到平衡，三國鼎立局面進入一個全新的相對穩定的時期。在這段時期里，孫權理智地將主要精力用在開發江南、發展農業和運輸經濟上。
事實上，早在夷陵之戰以前，吳國的駱統就曾上書給孫權，說繁重的征役和賦稅使農田荒蕪，軍民俱困，民間百姓和屯田窮兵生了孩子卻無力養活，這樣的惡性循環會導致珍貴的人力資源大量流失，社會難以向前發展。駱統因此奏請孫權尋求解決之計，使剩下的人民有個活路。駱統的奏言切中時弊，孫權深受觸動，於是就致力於以屯田的方式發展生產，富國強兵。
吳國的屯田分為軍屯和民屯，設典農校尉、典農都尉、屯田都尉等職官進行管理。屯田的兵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屯田的農民只需種田，免除民役。吳國很多地方實行屯田，屯田的軍民則多少不等，皖城的屯田基地有數千家屯兵，而毗陵的屯田農民則有男女數萬口。總體來說，東吳屯田的規模可觀，而且採用了牛耕的先進耕作技術。
公元226年，陸遜認為自己的駐地軍糧不足，便上表請求令士兵就地屯田。孫權認為這主意很好，不僅同意了陸遜的提議，還將駕車的牛改為耕牛。孫權本人和兒子還下地耕作，以此鼓勵士兵屯田。
為了滿足農田用水，孫權還注意興修水利。他在公元230年修築東興大堤，將巢湖水截流用於灌溉。公元250年，他又修建了堂邑塗塘（今天的江蘇六合縣互梁堰），還開鑿了幾條運河，既方便了內河航運，又可作灌溉之用。
此外，孫權還多次調整賦稅，奪取荊州後，曾盡除荊州人民的租稅，還下令諸將要居安思危，加強武備，崇尚節儉。
為了適應長江水戰和江海交通的需要，孫權還大力發展造船業。他專門設置官員，監督工匠和罪犯造船。吳國的船最多可達七帆，吳人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記載，當時的多帆船可以通過斜移帆面到合適角度的方式充分利用風力。這種方法使帆船在行駛的過程中不懼風浪，速度迅疾，至今還在現代的木帆船上使用，可見當時東吳造船技術的高超。
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後，東吳便擴大了對外聯繫的範圍。公元230年，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一萬士兵，乘船前往夷洲和亶洲，也就是今天的台灣島和日本。由於亶洲太過遙遠，無法到達，衛溫一行人只到了夷洲。據《三國志》記載，衛溫一行在台灣停留了將近一年，帶去的士兵水土不服，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雖然俘獲了數千夷洲土著，卻得不償失。但這次探險讓吳國人對台灣有了初步了解。吳國丹陽太守沈瑩曾在《臨海水土志》中對夷洲進行了記載，他說：「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沈瑩筆下夷洲的方位和氣候都與台灣的情況相符。書中還描述了夷洲的物產，以及山夷居住、飲食、嫁娶、穿耳、鑿齒、獵首等習俗，這些情形都可以在明清人關於台灣的著述里得到印證。只是《臨海水土志》說到的山頂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時代的台灣已無跡可尋，湮沒在久遠的年代中了。又說到山夷處於石器時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頭、刀斧等。這種情形在明清時代的台灣也消失了，這是由於台灣番族已走出石器時代。
孫權時代的夷洲之行雖然沒有收到具體的效益，但它書寫了祖國大陸與台灣最初的交往史。從這點來看，具備偉大的歷史意義。
台灣之外，孫權還進一步鞏固了對交州的統治，積極派人與海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諸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以後，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諸國，與印度建立了聯繫。
在孫權統治吳國的時代，吳國無論是對內經濟發展和對外航運聯繫都得到了長足發展。然而，到孫亮（252年—257年在位）、孫休（258年—263年在位）以後，特別是孫皓（264—280年在位）統治的時期，軍民備受盤剝，苦不堪言，吳國經濟日漸凋敝。
孫休統治時期，有五口男丁的吏家就有三人在外服役，其餘二人照舊繳納限米，連孫休都感到役稅太苛重，所以下詔削減一人服役。吏家尚且負擔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農戶和屯田兵民家裡的情況只會更壞。
孫休之後的孫皓是著名的暴君，他的法律更加嚴苛，賦稅更加沉重。吳國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面有菜色，屯田軍民大批逃亡。吳國的屯田漸被破壞，日趨衰落。
此外，孫吳將領通過世襲領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農民，使許多屯田土地轉入私家之手。呂蒙攻克皖城有功，孫權就將潯陽屯田三百人賜給了他。這些情況也加劇了屯田的衰落。在晉朝進攻吳國之前，吳國的經濟、政治已經在內部逐漸崩潰。
魏、蜀、吳三個國家，魏國的經濟最為強盛；蜀國雖然地少人稀，但在諸葛亮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吳國的經濟最不堪一提，尤其在孫皓統治時期，不待魏國來伐，內部已經自行潰敗。經濟上強大的國家，在政治上也是強大的，排除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排斥經濟作為政治基礎的因素，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人生的大判斷上，其實大同小異。所以，能夠將一件小事認真做好的人，必然也能遊刃有餘地處理好人生大事。能夠在一件事情上表現卓越的人，在其他事情上也不會表現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