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葉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懿宗思念愛女，十分悲傷難過。韋保衡生怕皇帝降罪，便將責任推到曾經為公主診治過的御醫身上，說是因為他們御醫不當，延誤了病情，以致害了公主的性命。由此引出了一場大冤獄。懿宗立即轉悲為憤，遷怒醫官，竟下令殺翰林院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並將他們的親族三百餘人全部逮捕，關押在京兆監獄。因為臨時逮捕的人數眾多，監獄都被塞得滿滿的。
換做普通伎人，有此技藝，一定會贏得人們的讚譽。然而，不幸的是，僖宗不是普通人，他是皇帝，是大唐的天子，命運賦予他為所欲為的權利，同時也交給了他治國的義務。可惜，這位天生具有運動細胞的皇帝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裡。
至於同昌公主的丈夫韋保衡，則趁機大力排除異己，把持朝政。凡是他看不順眼的人，都被誣陷與醫官勾結謀害同昌公主，由此造成了許多朝臣被貶。劉瞻被貶後，韋保衡推薦自己的座師王鐸為宰相。但王鐸依舊輕視他，在處理政務的時候，從來都不跟他商量。結果惹怒了韋保衡，於是將王鐸發配出去當節度使了。
鑒於這種情況，宰相劉瞻只好自己上書勸諫，話說得倒是相當委婉：「生命長短，在於天定。公主有疾，深觸陛下慈懷。宗邵等人為公主療疾之時，唯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人力難以回天，致此悲局，實可哀矜。今牽連老少三百餘人入獄，天下人議論紛紛，多有不平。陛下仁慈達理，豈能被人妄議，還當居安思危，安撫天下民心。伏願陛下少回聖慮，寬釋牽連者！」
與懿宗朝的諫官相比較，後來者侯昌業顯然具有超凡的勇氣和憂國憂民的責任心。侯昌業的悲劇在於，他沒有看到唐朝宦官當政、藩鎮林立已經有百年歷史，朝廷內外均是千瘡百孔，無力回天。而滿朝文武中，奸臣當道，小人橫行，竟數不出幾個有氣節有才華的大臣。回想當年唐朝立國之初，英雄人才輩出，文治武功，無一不盛。而如今，日暮西山，唐朝已經走近歷史的黃昏。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有《登樂游原》絕句：
左拾遺侯昌業對此憂心忡忡。廣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業冒死上疏極諫，聲稱盜賊滿關中，而皇帝卻不親政事，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無上，將危社稷。侯昌業在國家陷於危急的情況下奮力上書，原是指望能夠驚醒僖宗於夢中，振作起來力挽狂瀾，所以不但言辭激烈地指責了皇帝，還指責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
不幸的是，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後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業至內侍省賜死。僖宗加在侯昌業頭上的罪名是：「侯昌業出身平民之家，擢升到高位，得以親近天子，卻不知謹慎言行，反而愚妄地奏報一些捕風捉影的閑話，侮辱皇帝，誹謗百次徵召才允就職的各位官員，依照國法，不能寬容，所以賜他自盡。」（事見《通鑒考異·卷二十四引〈續寶運錄記侯昌業上書〉》）
侯昌業因上書而招來殺身之禍，引來多方猜疑。根據《北夢瑣驗》記載：「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無論如何，真正觸怒僖宗的仍然是指責皇帝的言辭。就在這封奏疏中，侯昌業指責僖宗「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櫃坊，全城般（搬）運（藏匿財物）」（指田令孜勸僖宗採取沒收長安富商財產以謀財一事），這就不是僅僅喜歡玩耍的嬉鬧小兒了，跟強盜土匪沒什麼區別。
一時間朝野議論紛紛。懿宗悲痛之中的不仁之舉，引起了朝廷內外的紛紛議論，舉國上下為之憤憤不平。宰相劉瞻認為皇帝此舉引起了眾人的不滿，終必給朝廷帶來災難，於是召請諫官，請他們上言勸諫。但諫官們懦弱無用，懼怕懿宗盛怒下遷怒於己，竟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諫官不諫，這不但是諫官個人的悲劇，也是唐帝國的悲哀。
拾遺為唐朝首創，諫官系統也是在唐朝趨於完備。諫官的設置，秦漢時已有，魏晉南北朝時有較大發展。至唐朝，中央朝廷實行三省制，進諫任務由門下省和中書省共同承擔。門下省設給事中四名及輔員若干，並設左諫議大夫四名，左散騎常侍四名，主要職責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諫諍為任。其中，給事中掌封駁（即複審之意）詔制，權力更重。中書省設右諫議大夫四名，右散騎常侍四名，舉凡主德缺違、國家決策，皆得諫正。補闕和拾遺兩個新創官職則分置左右，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負責看管供其他諫官呈遞奏摺所用的四隻匣子。
唐朝著名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唐代詩人元稹早年也曾經做過「拾遺」，後來還因為直諫批評朝政被貶出京師去當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徵，其實就是諫官，他當時擔任諫議大夫。唐太宗對魏徵極為重視，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
貞觀二年（628年），長孫皇后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饑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定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之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準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再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的元稹，是與白居易齊名的大詩人，被稱作「元才子」。這位元才子開始做諫官時，還能仗義執言，頗有文人的氣節。憲宗時，元稹任東台御史，一次回京師的時候夜宿在敷水驛（今陝西華陰境內）。剛好大宦官仇士良奉命出使，也來到了敷水驛。元稹因為先到驛站，已經佔據了上廳。仇士良倚仗憲宗的恩寵，蠻橫無理，踢開廳門，破口大罵，並以馬鞭擊傷元稹面部。元稹大憤，回京師後上奏彈劾仇士良。憲宗不聽，不分曲直，反將元稹貶為江陵士曹參軍。之後，元稹的態度完全轉變，開始極力巴結宦官，以求得高位。穆宗時，元稹因交結宦官，當上了知制詔，卻從此受到朝官的鄙視。一次，同行在一起吃瓜，有蒼蠅飛過來，中書舍人武儒衡揮扇驅蚊。說：「這東西從哪裡來的！」一邊說著，一邊以目光望著元稹。元稹又慚又恨，卻又無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開。
魏徵「憂國如家，忠言直諫」的精神，給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文宗喜讀《貞觀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詔尋訪到魏徵的後人五世孫魏謩，並將魏謩任命為右拾遺，也是屬於可以對皇帝進諫的言官。德宗朝在「涇原兵變」中挽救了唐朝命運的著名將領李晟對魏徵能直言敢諫，盡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經對賓客說：「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回答說：「此縉紳儒者之事，非勛德所宜。」李晟嚴肅地說：「行軍（李叔度）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所以後來李晟做宰相時，皇帝有所詢問，必極言無隱，盡其忠心。唐朝的許多諫官也都以魏徵為榜樣。然而，並非每個皇帝都像唐太宗一樣勵精圖治，胸懷寬廣。像侯昌業這樣因上書直諫而死的不在少數。
玄宗時，李林甫專權，與牛仙客勾結一氣。監察御史周子諒不滿李、牛二人阿私，上書直諫，彈劾牛仙客。結果觸怒了玄宗，周子諒在朝堂被當場打死。當時的宰相張九齡也因為推薦過周子諒，受到牽連，以「坐引非其人」被罷相位。
在中國的歷史上，不乏侯昌業、周子諒這樣的例子——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往往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這就使得一些人將自己的真面目包起來，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國的臉譜多，令外國人嘆為觀止」。周子諒被殺和張九齡罷相事件對唐朝時局影響很大。大詩人王維當時為張九齡提拔，在朝為官，看到此事後心灰意冷，從此喪失了對政治的熱情，過起了半官半隱的生活。
而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