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掀開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頭，展露出了隱藏其下那痛苦蠕動著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們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課題： 性、死亡、權利、金錢、愛、恨、疾病和恐慌。」
——埃德蒙·懷特(Edmund White)
美國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三世偷笑著站在「正義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著一隻乳房的半裸正義女神的巨型裝飾藝術雕像——前面，宣讀了1986年的委員會報告，對美國的色情層面進行了譴責。里根總統的主要執法官員向淫穢內容宣戰，堅決要求將性革命的放縱時代終結。
「儘管這個社會的許多成員都能夠舉出或者已經舉出了關於性自由的例子，但我們沒有人認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廳舉行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米斯發表的報告里這樣宣稱。在思想領域，人們不再容忍對性自由放任主義的做法。「儘管沒有明顯的證據，」加入了米斯陣營的美國衛生部長C·埃弗雷特·庫普醫生強調，「我們依然有足夠的常識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色情作品確實會對美國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顯且迫切的危險。」
許多保守主義者認為，對性有關信息的公開傳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是典型的代表——打開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敗的大門，把美國變成了現代的所多瑪城 和蛾摩拉城 。帶著一種報復性的肯定，他們認為媒體對性高潮的經常討論和不斷放開的許可導致了婚前性行為、通姦、墮胎、同性戀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湧現。電影及有線電視里播放的裸露鏡頭以及脫口秀中有關避孕藥、避孕套以及震動棒的討論，傷害了他們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師把20世紀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來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靂，認為是上帝對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性混亂的懲罰。「我看到一種確定的精神復活觸動了整個社會的行為標準，這種精神已經朝著性自由走得太遠。」帕特·羅伯森聲稱。他是供職於基督教廣播網的一名電視福音傳道人，當時正在為參加繼里根之後的1988年總統大選作準備。看著社會的鐘擺往回擺動，《花花公子》雜誌總裁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納公開向米斯的報告發起挑戰，但結果是司法部門凍結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對赫夫納旗下雜誌的銷售。後來通過一場聯邦訴訟，《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樂冰 飲料的旁邊。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還沒笨到會對米斯委員會做出評論。「在處理性這個話題上，那麼多的人連一點點客觀都做不到。」馬斯特斯解釋道，「我總覺得要化解對我們的研究項目任何一種形式的公共批評，最好的辦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好像不再能夠對公眾的非難免疫了。多年來，評論者們一直對這兩位研究者充滿了溢美之詞，原因在於他們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發現，也因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護著自己的形象。「馬斯特斯有著那種典型的、人們不太敢去挑戰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學家勞爾·司莎偉1983年告訴《時代》周刊，「人們完全被關於性療法最初的樂觀吸引了，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地對長期數據進行真正的觀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書里指出了幾種缺陷，尤其是研究對象的取樣方面存在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志願者都來自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並且對「性行為有著基本的興趣」。這意味著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過自慰達到過高潮，並且有過婚前性行為。幾乎沒有志願者是窮人、黑人或其他少數派群體。批評者認為，雖然性傾向在解剖學和基礎心理學方面可能沒什麼影響，但是它扭曲了人們的期望。「簡言之，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研究的是中產階級性高潮愛好者(這些人即使在實驗室里處於被觀察狀態時也能輕易地達到高潮)。」批評家黛比·內森注意到，「這幾乎算不上一個典型的群組，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從這些人身上取得的數據基礎上，創新地提出了性反應周期，並聲稱這是無性別差異和適用於整個人類的。」診所唯一的一名美國黑人工作人員瓊·多布斯·巴茨曾試圖擴大這個群體的範圍，但她說許多的少數人種不願意參加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項目。「黑人幾乎都羞於承認他們有性方面的問題。」巴茨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開始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最初的來自1980年《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對兩人宣稱的80%治癒率的抨擊。伯尼·齊爾伯格德和邁克·埃文斯撰寫的封面故事稱《人類性功能障礙》用來判斷成功的標準不精確，並且從來沒有被其他人成功複製過。「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研究方法論中錯誤及馬虎的表達相當多，它無法達到通常——以及他們自己——用來評價研究的標準。」齊爾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臨床心理學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學家，他們並沒有對《人類性反應》進行挑剔。相反，他們說，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第一本書里展示的嚴密科學研究所帶來的名聲「創造出一種光環效應」，影響了人們對他們後期作品的接受。這兩位批評者在主要關注《人類性功能障礙》的同時，也質疑他們把同性戀改變成異性戀的說法。「他們的同性戀樣本中許多人並不是真的同性戀者。」說起志願者樣本，他們提出，許多人其實是雙性戀者或者「誤解的」異性戀者。(《同性戀研究》的其他批評者指出書中幾乎沒有提到直腸性交——這是誤導性病人樣本的又一個證明。)當《今日心理學》編輯要求回應時，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拒絕了。「不對任何熱門論壇里的批評進行回應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原則。」約翰遜堅持。但鑒於他們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現在未經同行評議的熱門書和雜誌里，這確實是一種奇怪的立場。1983年，另一次質疑出現了。鮑伯·古喬內的《閣樓》(Penthouse)雜誌發表的由《論壇》(Forum)雜誌編輯菲利普·諾比爾所撰寫的文章中重複了同樣的主張。作為「性學」新領域的領導者，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意識到他們無法再這麼輕易地忽略他們的批評者了。
在《性學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羅伯特·科羅德尼準備了一份書面辯護「來澄清幾個誤解」。他強調病例是通過失敗而不是成功來定義的，數據是通過「儘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療期間，一個患有性功能障礙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實現了「良好、堅硬的勃起」可能看起來是好消息。但是，如果這個人在性交嘗試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敗」，那麼他在分類時是被標識為一個「失敗案例」的。同樣的，如果一個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連續的形式達到高潮」，她也是失敗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複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來通過了第二次嘗試並取得成功，該病人在數據統計方面依然被認為是「失敗」的。科羅德尼說，要複製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結果很困難，因為其他治療師不會公布統計結果，也不徹底地隨訪病人，或者僅僅是建立在間斷的、一周一次的療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兩周。不過，在這個工作組從1959年到1977年處理的1872個主要為異性戀的案例里，「成功」率達到了81.8%——按照任何標準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凡的斷言。相比之下，86%尋求治療的人曾經在前來他們診所之前於別的地方進行過至少6個月的心理治療。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進入這家診所時有過好轉。
世界性學大會(World gress of Sexology)於1983年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召開之前，科羅德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強調別的同行在評估他們療法的長期效果時「聽了無數個療程的錄音帶」，並對他們的結論表示了肯定。「沒有所謂的『秘密』。」他們堅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夠複製他們結論的研究項目的人好像沒有考慮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是在沒有任何政府撥款、完全自費的情況下完成他們長期的性研究的。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承認了自己的工作「不那麼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據當時和現在的知識情況來判斷」。這個新興領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們視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誠的追隨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學的肯定。「直到我們能夠重複他們的工作之前，」性學研究所的心理學家F·保羅·皮爾索爾說，「我們依然會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懷疑其正確性。」
1988年3月，剛完成一次橫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庫普就接到了妻子貝蒂從家裡發來的緊急信息。她通過電話警告他，將會有一場關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新書的辯論，內容關於艾滋病危機及其對異性戀人群的威脅。「我妻子在電視上聽說了這本書是怎樣展示艾滋病通過所有這些欺騙性的方法進行傳播的。」庫普回憶說，「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對公眾宣揚什麼以及我擔心什麼。」
這位71歲的美國衛生部部長飛到倫敦，參加了一個關於新興艾滋病的醫學會議。在他當值期間，這種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