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比爾·門羅嚴肅地盯著攝像機，向觀眾介紹著威廉·H·馬斯特斯醫生和弗吉尼亞·E·約翰遜「這對夫妻檔研究組合」。他們頗受期待的著作《同性戀研究》(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是1979年4月22日那個周日的主要話題，全國廣播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電視節目上標註了警示標誌。「也許我應當警示我們習慣了通貨膨脹、能源以及政治話題的觀眾，今天可能會涉及一些會引起他們反感的話題。」門羅建議說。
在數百萬觀眾面前，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相鄰坐在桌子前，一起準備著迎接他們的提問者。門羅很快就切入了這本書最具新聞價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話擊中了兩位研究者內心的不安之處。
門羅先生： 我想你們一定把它視為一個關鍵性的發現，它讓有些人覺得驚訝，有些人則之前就單純地表達著不同意見。而這個發現卻可以讓你們改變那些想要從同性戀轉為異性戀的人。另外在你們的發現以及病例中，失敗率僅為1/3，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報道的失敗率都要低？
馬斯特斯先生： 事實上這是真的，但是有人會趕緊質疑，就像我們在發表的文章中明確表明的那樣，我們對於那些納入治療的個體選擇性非常高。
在一段商業廣告之後，《華盛頓郵報》的醫學作者維克托·科恩詢問約翰遜，「對於絕大多數同性戀患者，你是否認為同性戀是後天學會的一種行為方式，而不是化學或者遺傳相關的某種東西？」科恩好奇地問，「當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戀老師面前時，作為家長是否應該為此擔心？」
吉尼給了一個漫無邊際、多少有些不切題的回答，這是她以往每當不確定的時候都一貫使用的方法。
「當然是學來的——這其實是通過學習而得來的——並且至今為止我們沒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結論——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需要擔心害怕的問題，或者說這不應該是人們害怕的原因。」約翰遜回答道，「如果像這樣的事情可以通過學習而學會，那麼家長希望他們孩子學會的、了解的、將來要成為的以及要做的，同樣也是可以通過學習而得到的。」
當科恩要求吉尼進一步闡明她模糊的陳述時，比爾插了進來。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確，而且聲音清晰直接。
「我們並不是生來就是同性戀，同樣也並不是生來就是異性戀。」馬斯特斯講解道，「我們生下來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別的個體。我們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或者有時也會自願改變自己的性身份。」
在《與媒體見面》節目尾聲的時候，科恩力圖詢問更多關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改變療法的細節內容。他再次看向約翰遜，也許是因為知道治療通常是她負責管轄的範圍，而不是她丈夫。
「在你們的治療中所描述的這一非常有趣的小組——改變後的同性戀——那些在你們的幫助下改變或逆轉成為了異性戀的人，你已經擁有隨訪好幾年的幾個病人。」科恩說，「相比較之下，他們看上去快樂滿足嗎？他們之中有人結婚嗎？他們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約翰遜再次陷入了掙扎。
「他們都是非常積極的人。」她說，「對於將他們納入治療的特定階段，我們有一個標準——」
「但這些人——」科恩打斷道。
「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這樣。」約翰遜說，「事實上，我認為對於這一特定人群，總體失敗率在12%左右。」
比爾突然打斷了她的話。
「事實是，改變或逆轉失敗的比例是35%。」馬斯特斯糾正道。
此刻約翰遜有些慌張了。「對不起，這是另一個——」
不太耐煩的馬斯特斯再一次插了進來。
「對於你的問題回答是，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來尋求幫助的時候就已經結婚了——這樣的人大約佔到2/3。」馬斯特斯解釋說，「在那些治療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後結了婚。被視為非失敗的案例在5年的隨訪過程中病人都反饋說治療一直很有效果，令他們身心舒適，而且擁有異性性生活。」
意識到記者可能希望獲得更多他們在改變病人中成功的證據，馬斯特斯另外說道：「我們還會繼續隨訪他們的情況。」對於他們所謂的改變以及「習得行為」是否可以被證實，美國人在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言論了。
「非常感謝，馬斯特斯醫生和約翰遜醫生。」門羅最後說道，又一次重複著這個關於吉尼頭銜的錯誤，「感謝你們參與今天的《與媒體見面》。」
電視節目很難真正評判《同性戀研究》。這本書一直被吹捧為一項涉及超過300名同性戀男女長達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當它終於在1979年春天問世的時候，他們的出版商聲稱這本450頁的新書將「徹底改變人們目前對同性戀的看法」。馬斯特斯將它稱為「凳子的第三條腿」——他們在性愛研究領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頂點。他們之前的教科書主要關注異性結合，對於同性戀只是一筆帶過。在同樣的臨床觀察之下，這本新書將刻畫出同性戀男女性行為的生理反應及性心理活動。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開始研究的時候，大多數美國人只是聽說過同性戀的存在。「同性戀者」一詞並不是一個日常用語，頂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個暗語。在聖路易斯周圍，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費盡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戀者來參與合作。然而，當消息被媒體傳開之後，有些人主動聯繫了診所，願意成為他們研究的志願者。「在讀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後，我就開始確信，在職業追求過程中，你是真誠的，並非嘩眾取寵。」一位簽了自己名字、聲稱自己表面上是異性戀其實尚未「出櫃」的28歲印第安納男子寫道，「我相信，我會被歸為同性戀者，儘管我從未被專業人士下過這樣的診斷。」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又一次對那些深受性問題困擾的人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作為一名醫生，比爾似乎特別確信自己的療法會在這些極具挑戰性的病人身上發揮效果。「他會說，『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時會深受同性戀這個問題的困擾。』」羅伯特·科羅德尼回憶說，「這群人極其想要做出某些改變，從而減輕自己的壓力，讓生活變得輕鬆一些，去除一些負擔。」
在《同性戀研究》一書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將他們的發現適當地放在了社會環境之中。喬治城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爾哈特博士在其所寫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貴的話語描繪了他們的發現，比如「可以讓一個靈魂愉快而充滿愛地觸及另一個靈魂的身體框架。」恩格爾哈特強調了西方文化的表裡不一，並且提出為什麼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以及《會飲篇》中所描繪的古代希臘人可以「將同性戀描繪成愛與性的典範，(然而)英國法律卻把它視為一種罪惡，人們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響了這麼大一個群體的同性戀為什麼會被「蔑視、譴責以及虐待」。
儘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關係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讓人們開始無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標準的東西。對於那些害怕失去不朽靈魂的人來說，聖奧古斯丁警告說「在所有這些罪惡之中——歸於色慾的罪惡——違反自然是最壞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會都禁止雞姦、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為，要求對此進行體罰、肢解甚至處死。雖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單上卻有好幾個人被認為是同性戀者，包括蘇格拉底、尤里烏斯·愷撒、亞歷山大大帝、米開朗琪羅、列奧納多·達·芬奇以及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20世紀之前，理論家們一直在爭論基因、家庭環境、激素、出生順序(或者這幾個因素的結合)是否會決定一個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關於「反演」的理論中提出所有人生來都是雙性戀，孩童發展時期的那些生物學及環境因素決定了其成年之後的信仰。在精神病學家理查德·馮·克拉夫艾賓看來，同性戀是被誤導的性愛形式之一，其他還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戀數年以來一直都被貼以精神疾病的標籤，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異常行為混雜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才將這種性取向從其《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摘除。遺傳學家一直在探索生物學方面的答案——在DNA鏈中的「同性戀基因」——卻一直未找到。現代化並沒有結束民事法律或暴力犯罪對於同性戀的無情暴行，其中就包括納粹德國時期對於同性戀者的大規模牢禁。在美國，男同與女同受到了無數反對「墮落」法律的打壓，直到1969年被警方騷擾所觸發的紐約「石牆事件」(Stonewall 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