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位於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宅邸(The Playboy Mansion)是對美國人性行為最挑釁的想像，被傳頌得就跟在家一樣隨便。它的所有者休·赫夫納在性愛方面開拓了一條開放且商業化的道路，並在此創辦了他那本獲得巨大成功的著名雜誌，首期便將瑪麗蓮·夢露的斜體裸照搬上了封面。宅邸里的深夜狂歡派對、帶跨樓層滑梯的室內游泳池，以及對肉慾的不斷滿足構成了它全部的傳奇。這幢擁有70間房間的紅磚別墅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它是美國享樂主義的殿堂，是其雜誌中描繪的爆炸性性愛革命的原點。40歲的赫夫納有著傲慢而精緻的外表，常常叼著煙斗、穿著半正式禮服出現在電視節目《黑夜裡的花花公子》(Playboy After Dark)中，這一形象和比爾·馬斯特斯及搭檔弗吉尼亞·約翰遜古板而專業的風格大不相同。
1968年初，這所宅邸的氛圍讓來自聖路易斯的兩位研究者有些震驚。樓上，幾個年輕的花花公子兔女郎穿著帶小尾巴的緊身衣，連續在那兒做客了好幾個禮拜。樓下的客廳里，不斷地有來自好萊塢以及體育界的名流前來參加沒完沒了的派對，想要見證赫夫納「花花公子人生觀」之下的放蕩幻想是否屬實。在前門處，一塊黃銅板上刻著一句拉丁文告示：「如果你不來搖擺，那就別按門鈴(si non oscillas，noli tintinnare)。」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來「風之城」 的目的絕非為了搖擺。他們對於性愛質樸而科學的關注從沒經過薄透鏡的美化。他們所看到的裸體女人通常都是臀部肥碩、乳房下垂，而那些男人則整天擔心陰莖無力以及不受控制的射精。作為一對並非處於婚姻關係中的男女研究人員，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願意呆在這幢宅邸之內完全是為了工作，而不是娛樂。
「出於禮節的緣故，他們通常會選兩間相鄰的卧室，而不是共用一個房間。」赫夫納回憶說，「這讓我們忍俊不禁。」
來自中西部的兩位研究者與媒體界好色之徒之間的這次不太自然的聯盟始終基於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原則。在拜訪期間，赫夫納與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交談了數小時，他們發現彼此都受到了阿爾弗雷德·金賽的影響。在1953年創立《花花公子》之前，赫夫納在西北大學上學，他所寫的社會學論文就是比較金賽關於男性性生活的統計與當時美國48個州的訴訟案。「我逐條查閱所有的法律法規，然後證明說如果所有的法律都被有效執行的話，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早已鋃鐺入獄了。」赫夫納竊笑地說道，「我對這事的偏見由來已久。」
作為一位散漫的人類性愛學者，赫夫納看到了兩位研究者科學工作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之前，真的沒有與性愛生理學相關的重要研究。但性愛是我們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卻對其毫無所知，因為對它的研究是被禁止的。」赫夫納數十年後回憶說。給那些無法表達激情的夫婦以直率的建議，這在赫夫納個人看來很靠譜。「我是在非常傳統的中西部衛理公會教派式家庭長大的，生活中充滿了壓抑，很少有擁抱或親吻。很早我就看到了這種生活方式的弊端。」他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性愛問題對我而言相當重要的原因。」
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花花公子》從單純的裸體圖片擴展到了討論藥品、女性權利、流產以及其他文化爭議的話題。不僅如此，儘管雜誌中的知識與措辭已相當前衛，但赫夫納發現，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同意接受採訪之前，《花花公子》里還從沒提到過「陰蒂」這個辭彙。「我的意思是，再自然不過的高潮以及女性擁有高潮的事實——如今人們已完全搞懂的這些問題——那個時候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之前，這些信息完全不存在。」赫夫納回憶說。
1968年5月，在由資深編輯納特·萊爾曼主持的《花花公子》訪談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就他們關於性這一古老問題顛覆性的研究結果，為我們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回答。
《花花公子》： 傳統主義者抱怨說你們這樣的研究破壞了性的神秘色彩。你覺得是這樣嗎？
約翰遜： 我們恰恰認為性愛現實的、本色的一面比起所謂的神秘更讓人興奮。傳統主義者所謂的神秘通常都與迷信和神話相關。關於性愛的知識並不會損害其神秘性，反而會令其有所加強。
在赫夫納的心中，他們能夠超越金賽的因素在於弗吉尼亞·約翰遜作為平等搭檔出現。不像雜誌中展示的那些皮膚黝黑、金髮碧眼的裸體適婚女人，眼前的約翰遜是一位見多識廣的43歲女人，一頭黑髮妥帖地露出整個臉龐，化著淡妝，穿著同一件白大褂，就和她出現在《生活》、《時代》、《新聞周刊》等雜誌上的形象一樣。她激情高昂地呼籲著女性性愛平等，提出女人不是芭比娃娃的替身，而應成為卧室里鮮活而積極的參與者。「金賽的書上全部都是男人的名字，但是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這邊，男女都參與了調查和研究，其結果代表的不只是男人的觀點。」約翰遜願意和馬斯特斯一起簽約成為《花花公子》的顧問，這讓雜誌有了極高的新聞價值，赫夫納非常高興，也樂意作出回報。「1965年，我創立了花花公子基金會，由於雜誌和公司在20世紀60年代發展得非常不錯，我們開始資助各類活動，其中也包括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研究。」他解釋說，「他們成為了我很好的朋友。」
儘管有著老練的沉著和優雅的舉止，但在花花公子宅邸，吉尼還是難掩內心的驚愕。「那裡有一間藍色房間和一間紅色房間——所有的房間都有不同的顏色。」她回憶說，「赫夫納非常聰明而且優雅。我喜歡呆在那個宅子里，因為廚師一天24小時都上班。哪怕凌晨3點鐘，你也可以享用新鮮烘焙的美味餅乾，因為赫夫納幾乎整夜都不睡，他通常白天睡覺。他對我們非常友好。」雖然和馬斯特斯在出城旅行時通常會睡在一起，但約翰遜還是特地要了兩間相鄰的房間。「我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以及家庭。」她回憶說，「我只是不想讓人知道這些。」在他們逗留期間，萊爾曼對於赫夫納的熱情印象深刻。「曾經有個關於他的玩笑話，說他熬了5個通宵之後準備睡覺時說，『別吵醒我，除非是弗蘭克·辛納屈或者林登·約翰遜的電話！』」萊爾曼回憶說，「那個時候他並不隨和，很難讓人靠近。他很少見人，卻一直陪同他們兩位，並且因他們將自己視為同類而感到非常自豪。」
20世紀60年代，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認識到了雜誌文化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數百萬年輕的男性讀者當中。「《花花公子》可能是當今美國唯一的性愛相關信息的重要來源。」馬斯特斯讚揚道，「我們很高興能夠幫助他們發布正確的信息。」在普及自己建議的同時，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長期資金不足的研究診所也收到了《花花公子》這個同盟的大力資助。在接下來的10年里，花花公子基金會向生殖生物研究基金會一共捐助了30萬美元，供他們「發展一套針對治療性功能障礙的相關專業人員的綜合培訓項目」。在醫學大會上首次接觸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之後，萊爾曼親自飛往聖路易斯處理相關資助事宜。他還寫了一本名叫《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簡介》的平裝書，由《花花公子》出版。「我們是一種交易(quid pro quo)關係。」經常打電話到聖路易斯為「花花公子顧問」欄目尋求技術指導的萊爾曼解釋說，「當他(馬斯特斯)需要錢的時候，會來找我，我通常都會幫他弄到錢。當《花花公子》的任何部分需要尋求信息時，我則會去找他。對於《花花公子》這是一樁極好的交易，我肯定赫夫納也相當滿意。」
在美國上演的沒完沒了的性愛爭論讓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項目始終沒能得到政府補貼。不像大多數大學附屬的醫學診所，特別是那些被報刊及同行大加讚賞的診所，「情況很快就變得一目了然，獲得聯邦經費來支持性愛研究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馬斯特斯在自己未發表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的研究項目只能依靠某種個人形式的資助。」從1959年到1970年，馬斯特斯幾乎用了自己行醫所得收入的一半來支持他們的臨床研究。「每年我們大概需要25萬至50萬美元來進行我們想做的事。我們從沒有過那麼多錢。」被治癒的病人會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激，但很少能給予大筆的捐款，即使是那些相當富有的人也不會這麼做。「生了病的人從來都不會想要將隱私公之於世，所以，絕大多數病人都不會為我們的機構捐款。」前職員J·羅伯特·邁納斯回憶說，「儘管兩周的治療可以收取不菲的費用，但在籌集資金方面我們曾經有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我們每一個治療師同一時間只會負責兩到三個病人，所以通過看病不會積累多少資金。這從來就不是一個賺錢的生意。」
美國的那些政客禁止將稅收收入撥給性愛研究，馬斯特斯自己在這方面也沒有儘力去爭取。他正直的自尊心以及不願奉承官員的倔強態度扼殺了獲助政府資助的希望。舉例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