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沒有妻子，就沒有綠帽子。」
——《坎特伯雷故事集》，傑弗里·喬叟
芭芭拉·卡爾弗特散發著性感氣息。她有著迷人的英式口音和美麗外貌，是醫學院最引人注目的秘書，讓好些個華盛頓大學的男人都回頭流連。她的丈夫喬治在學校的圖解部工作，不過他對自己妻子的事情了解並不算多。大多數早晨，她都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打打文件，幫婦產科主任維拉德·艾倫醫生安排預約。艾倫的主管秘書米爾德里德是一位固執刻板的老婦人，她不喜歡比爾·馬斯特斯醫生關於性愛的臨床研究，但卡爾弗特和她的老闆一樣，非常認同這些研究的價值。她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離開大學前往街對面開診所之前，就已經和他們以友相稱。
某些午後，芭芭拉·卡爾弗特會悄悄離開自己的辦公桌，一去就是一兩個小時以上。恩斯特·弗里德里希醫生記得有一次親眼看到她溜出去了。「當你午飯時間去辦公室時，其他人會說，『是的，她出去吃飯了。』」弗里德里希回憶說，「過一會兒再回來時，他們頭也不轉就說，『她還在吃飯。』換言之，人們知道她在午飯時間有婚外情。她是個多少有些奔放的女人。但我不清楚她的丈夫起初知不知道。」
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減輕性功能障礙的改革運動中，卡爾弗特就是沖在前線的戰士。她同意成為一名性代用伴侶，被委派去幫助那些患有性無能、早泄或者其他性功能障礙的男性。
「用現在的話來說，你可以稱她為『偉哥女孩』。」將卡爾弗特夫婦視為朋友的邁克·弗賴曼醫生解釋說，「我記得曾經見過她回來工作時就像剛沖了個澡——就像人們早晨的模樣，新鮮而乾淨。」
芭芭拉不停地做著志願者，一次接一次，直到被丈夫發現。
儘管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療法中相對少見，但女性性代用伴侶成為了他們項目中最惹人爭議卻十分有效的部分。在最初的11年里，他們為41名自覺性能力不足又無法向以前的伴侶或朋友求助的未婚男性提供過這樣的代用者。對於這些病人，像芭芭拉·卡爾弗特這樣熱忱而無名的女性是「性功能障礙男性在兩周的急性治療期間需要緊緊抓住、與之交談、和她共事、向其學習、成為她的一部分，並進行給予和獲取的對象」，他們強調。在31名志願者中最後篩選了13名進行這項任務。尋求刺激的人以及其他懷疑有心理問題的候選人被篩除在外。約翰遜對這些被選中的女人有問必答，並保證她們能得到充足的報酬。然而在所有的治療創新中，提供性代用的這套秘密體系並非她的主意。「這雖然卓有成效，但我認為絕對是自找麻煩。」約翰遜回憶說。
比爾·馬斯特斯很同情心靈脆弱以及無法正常進行性生活的男人。「我們可以救助的男人如果沒有得到治療就離去，這對比爾來說是一件可怕的事。」約翰遜回憶說。馬斯特斯的這種同情也許是源自自己在不育症上所受的痛苦，或者更可能是來源於他對自己極度渴望的病人感同身受。他們同意接受未婚病人之後，馬斯特斯就主張使用代用者以獲得滿意的成功率。醫學文獻顯示治癒性功能障礙的概率不超過25%。通過這種新療法，41名使用代用伴侶的男性中有32人——接近80%——癥狀得到了逆轉，這相對他們慢性的嚴重疾病來說是個巨大的成功。數年以來，密蘇里州的法律仍舊禁止未婚男女發生性關係。但馬斯特斯並不在意代用者所面對的法律以及倫理困境，只要她們的付出可以帶給病人滿意的結局。約翰遜幫忙安排了配對，但她始終未透露過病人和代用者之間的金錢交易。他們始終冒著一定的風險，害怕某些檢察官或醫學權威把這比作是賣淫活動。《人類性反應》這本書在全國招來的惡評以及金錢上的成功只是加劇了他們在專業上失敗的風險。因此比爾和吉尼一致認為，關於代用者，說得越少越好。
20世紀60年代晚期，羅伯特·科羅德尼在一次陪同馬斯特斯參加學校里的醫學倫理討論會時得知了這個秘密。馬斯特斯被安排就他們一直未發表的療法進行發言，就像他經常在醫生中推廣性教育一樣。在去教室的時候，科羅德尼提議馬斯特斯可以提一提關於使用女性代用者的倫理問題。
馬斯特斯打斷了他。「我並不打算說那些。」他回答說，「這不是我想談論的事。別打聽這方面的事。」
那個時候科羅德尼和馬斯特斯及約翰遜只共事了幾個月時間，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提議有多敏感。生殖生物研究基金會的託管人對於代用者的事也知之甚少。當時董事會的律師托里·福斯特說，在最初的11年研究期間，他和其他託管人都沒有被告知相關事宜。「他(馬斯特斯)讓我們覺得他在進行某些秘密的事，這些都是非常合法的，但對於細節，我們完全不知道。」福斯特解釋說，「我從沒考慮過他所作研究的合法性。在董事會上，我從沒覺得比爾對我們坦誠相待。毫無疑問，我們是一個『橡皮圖章』董事會。對於比爾所做的事，我們並沒有太多質疑。我們就是一個遂他所願的董事會。」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毫無私心地將他們的性代用者讚譽為「夜裡的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她們絕大多數是當地的白種女性，經濟及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年齡從24歲到43歲不等。那個時候，約翰遜解釋說：「她們都擁有的一個共同身份——女人——是她們性身份中最大的價值和極大的快樂。」有一半的代用者在之前的人類性反應研究中有所參與；另一半則是志願參加這項任務。13個代用者中除了其中兩名，其他人都已嫁作人婦，並且有3/4的人是至少一個孩子的母親。雖然有些人只有高中文憑或者只上過秘書培訓課程，但還是有一半以上擁有大學文憑甚至研究生學歷。據馬斯特斯自己回憶，他最中意的代用者是一位對該角色「真正好奇」的女醫生。在3年時間裡，她志願參加了好幾次，「為她自己同時也為我們」評估該項目。約翰遜天真地說起另一位代用者——她用「瑪麗」稱呼這名護士——此人在早期的研究中曾經做過志願者。作為一名性虐待受害者，瑪麗一直都對馬斯特斯感激在懷，他曾經用微創婦科修復手術治癒了她受傷的組織。「她願意為我們做任何事——確切來說是為比爾。」有著同樣慘痛經歷的人不單單瑪麗一個。好幾位代用者有過「被直系親屬性傷害的經歷」。有3位代理人自己就嫁給了有性功能障礙的男性，其中一位的丈夫曾經自殺過，另一位則成了酒鬼。
代用者作為治療團隊的一部分與他們一起工作，對男性性反應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準備，包括心理方面的考慮。對於表現的恐懼、做愛期間情感分離式的「旁觀」，以及性功能障礙毀滅性的影響都會事先經過討論，與此同時，讓「一個焦慮而緊張的男人在交流與軀體方面同時放鬆」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問題。每一個代用者都會熟悉對應病人的病史及性問題的相關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們會在飯店見第一面，目的是讓雙方能夠更舒服地相處。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為習慣以及交流方式。超過2/3的男病人患有性無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礙，並因此失去了從前的伴侶。但由於代用者在協助他們康復的過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遠比起初預期的好。
儘管談及了男女雙方的平等性，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並沒有給女性提供代用伴侶。他們爭辯說，不但美國社會尚未準備好，女性自己也沒準備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來門診尋求治療。她們來的時候都有「替代伴侶」，即關係至少維持了6個月以上的男性。「拒絕為性無法滿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侶，而為功能障礙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侶，這似乎意味著臨床治療中的雙重標準；但事情絕非如此。」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堅稱。他們競相為這種雙重標準做解釋。他們堅持說，男性患者將代用者服務視為同治療其他形式的身體障礙相似的一劑處方，就像是街坊雜貨店裡售賣的瓶裝萬能葯。但對於女人，這樣的功利主義讓人無法接受。「成長於美國社會，遇到性問題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個讓她可以被『允許』用來評價自己性功能情況的相對有意義的情侶關係。」在指定的兩周期間內建立一個「有意義的關係」顯然「困難重重」，這就是表面上為什麼診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這是比爾·馬斯特斯在當時尚未準備好要承擔的風險和挑戰。
儘管對於代用者行為約翰遜內心十分糾結，但她還是接受了他們治療過程中這一內在的矛盾。「就我們事先對病人的詢問結果來看，這不符合大多數女性的價值觀。」關於使用男性代用者的事，她向記者解釋道，「我們希望男性的性態度所有女性也可以分享。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是在交流自由的情況下，即使如今早已沒有那麼多死板的看法，即使許多女人下定決心要採取同等的無所拘束的態度，女性的性反應依舊是舊價值體系殘餘的產物。」不過，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關於代用者的聲明中，有不止一個誤導信息。「沒有一個志願者在做代用伴侶時是已婚狀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