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引人入勝的講座徹底改變了羅伯特·科羅德尼的人生。1967年，在一群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學生面前，威廉·馬斯特斯醫生說明了病人每天都會提出的有關人體性愛方面的問題，並解釋了他們為什麼必須準備好回答這些疑難。「比爾絕對是我所遇到過最令人振奮的演講者。他風度翩翩，言語清晰，條理極具邏輯。他從不使用筆記之類的東西。」科羅德尼回憶說。那個時候的他還是一名坐在人群中、來自紐約的醫學生。
直到那個時候，科羅德尼還計畫將來做一名皮膚科醫生。他希望過上朝九晚五的舒適生活，給長青春痘的青少年以及出皮疹的老年人開開藥就好。他並不想像自己父親——西奈山醫院令人尊敬的內科醫生麥克斯韋·霍華德·科羅德尼那樣沒日沒夜地工作。雖然很欽佩自己的父親，但他極少能在家看到他。「回想和父親相處的時刻，要麼是我在家與他電話，要麼就是去醫院跟著他一起查房。」社區對他那位身為俄國猶太移民長子的父親充滿尊敬，這一點讓年輕的科羅德尼印象深刻，並促使其自己也走上了這條道路。「我5歲的時候就決心將來要做一名醫生。」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對於科羅德尼來說似乎起到了啟蒙作用，聰明而博學的他在這之前就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關於性愛的理論十分熟悉。經過很短時間，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了臨床學習。「我徹底被他們的成功率給震驚了，這完全不符合當時所有精神病學手冊的界定。」他回憶說，「這就是促使我徹底改變職業規劃的原因。」和其他熟悉精神分析法的人一樣，科羅德尼曾堅信「性功能障礙只是深層的未解決心理事件的表現，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得以治癒，需要花上數年的時間，通過精神分析來確定潛在的問題」。
美國本土的弗洛伊德學派人士幾乎像宗教信仰一般確定認為，在治癒性愛問題之前，必須先解決戀母情結、陰莖嫉妒情結、閹割焦慮，以及一連串頑固的神經症。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證明情況並非如此。和其他早期加入的人一樣，科羅德尼深深被這種新療法的巨大潛力給吸引住了。在診所，伴隨著磁帶轉動，科羅德尼坐在馬斯特斯身邊，聆聽著另一位治療師與病人交談。馬斯特斯邊聽邊發表自己的評論，對每個部分都加以評論。他解釋為什麼治療師會詢問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問題之上又詢問另一個。如果治療師錯過了進一步搞清楚或闡明病人問題的機會，他也會指出其中的錯誤。有時，科羅德尼感到自己就像是弗洛伊德時代在維也納接受精神分析的年輕人，從底層那些很重要的東西開始起步。和對馬斯特斯的尊重一樣，科羅德尼明白，雖然約翰遜的醫學知識可能還不如一年級的護校學生，但她的天資卻常常指導著整個治療。那個時代，他們在病人身上取得的卓越成功幾乎是難以置信的。「如果你回顧一下20世紀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期就會知道，治療性問題的選擇就只有5到10年的精神分析，但其療效極差。」他說，「而比爾和吉尼為那些有10到15年長期慢性問題的病人制訂出了一套治療方法，通過兩周的治療，就可以讓80%的病人得到明顯改善。」
約翰遜成為了科羅德尼在性愛治療過程中的第一個搭檔。6周之後，這位年輕的新成員被叫到了馬斯特斯的辦公室。和往常一樣，馬斯特斯直入主題。
「你和吉尼明天一起處理一個病例，你準備好了嗎？」
科羅德尼謹慎地控制著自己年輕的野心，起初拒絕了這個機會。
「等一下，比爾。」科羅德尼對他說，「我還沒準備好。這就跟讓我明天做子宮切除，但我只觀摩了6台手術一樣。」
馬斯特斯不同意他的說法。「不，你低估了自己。」他說，尖銳的聲音變得十分堅持，「而且別忘了，是吉尼創造了這個領域，只要你覺得不確定，她會隨時趕到房間來幫忙的。」
第二天，科羅德尼穿上門診治療師的白大褂，和約翰遜一起接診了一對患有嚴重性問題的夫婦。科羅德尼，小心謹慎得就跟小偷一樣，努力掩藏著自己的不安。讓他大為驚訝的是，這對夫婦一點也沒有失望的表現。「我被震驚了！」
1969年在華盛頓大學獲得醫學學位之後，科羅德尼繼續去哈佛完成實習和住院醫師培訓，打算將來回到聖路易斯和馬斯特斯與約翰遜一起長期共事。私下裡，馬斯特斯暗示，科羅德尼有一天可能接替他的位置，雖然其他人都想引導這位年輕醫生去別的地方。「醫學院的一位導師告訴我，『你是在拋棄自己的醫學生涯。』」他回憶說，「在1969年時，這(性愛治療)被看作是輕浮的，甚至是窺陰式的領域，正經人都不會涉足。」同事們腦中浮現出的關於性愛門診的想像，其實只是無聊的現實。「性愛治療並不是看別人脫衣服或者一起做愛，」他解釋說，「我只是在為患有性愛障礙的人治病，為他們提供諮詢。」
除了對馬斯特斯與約翰遜所負使命的理想主義憧憬外，20多歲的內分泌醫生科羅德尼還擁有足夠的天賦和奉獻精神，這使得他在臨床上前程遠大。「科羅德尼醫生基本上是註定的繼承人，」後來和丈夫一起在那兒接受培訓的黛拉·菲茨傑拉德說，「他幫助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擴大了他們的成就。他真的是一本活動的百科全書，關注著人類性愛的方方面面。」在全職的員工小團隊里，科羅德尼是個特例，因為他同時擁有頂級醫學院的醫學學位和培訓經歷。「去那兒的人——社工、護士——其中一些是醫生，但絕大多數人是沒有學位的。」擁有杜克大學博士學位的臨床心理學家、20世紀70年代在診所工作過4年時間的羅斯·博亞爾斯基說，「比爾當然非常喜歡鮑勃，對他非常的信任。」馬斯特斯對這位跨領域同事的讚美言論巧妙地掩蓋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現實——他們尚未出版的性愛療法對大部分內科醫生來說還不夠有權威性。很多醫生都將「性學」看成潛在的災難。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雖然最終舉行了研討會來回顧他們的工作，從國內各個地區邀請了一批頂尖的精神病學專家和心理醫生，但在治療的最初階段，只有一些很樂觀的年輕醫生，比如科羅德尼；或是有某些缺陷的執業醫師，例如理查德·施皮茨參與了定期檢查。狄克·施皮茨 ——這位兒科醫生，同時也是牧師——的診斷能力因為酗酒問題而大受影響。
施皮茨本是位高大、風度翩翩、診斷能力很強的醫生。但是約翰遜對酗酒的合作者一直抱有負面態度，馬斯特斯也對他違背了一項不成文規定感到較為不滿。在任職期間，施皮茨與梅·比格斯相愛，她是位有社會學學位的金髮護士，幾乎算得上是診所里除約翰遜以外最有可能成為女醫師的人。除了自己與約翰遜外，馬斯特斯無法忍受他的診所里有其他的戀愛關係。20世紀60年代後期，馬斯特斯聽到了很多這位阿爾弗雷德·金賽舊同事的緋聞，甚至包括換妻和雙性事件，他覺得這樣發展下去勢必會毀掉診所。他們的雙重療法就是讓男女職員共同依賴專業的合作。「他和那些即將成為員工的新人都會進行一場嚴肅的私下勸誡式對話，基本上會提到，『我不會幹涉你們的私人生活，但你們在辦公室的一切都與我有關，我不允許任何人損害你們的名譽，』」科羅德尼回憶道，他跟其他人一樣，對這種雙重標準很是敏感。診所中嚴厲的管理員旺達·鮑恩在管理同事關係時執行「絕不固定」的原則。鮑恩說：「他們應該輪流合作，不可以有長期的搭配。即使是約翰遜和馬斯特斯醫生都會與其他人員合作。」施皮茨和比格斯作為同組人員一起工作，但他們的關係很快因為施皮茨的健康原因破裂。
也許是馬斯特斯對施皮茨的酗酒問題過於忽略。鮑恩談到施皮茨的時候稱：「他其實早就可以被辭退了。他飲酒過多，一直被癌症困擾，後來死於可怕的疾病。馬斯特斯一直留著他，直到他自己說『我做不下去了』為止。」施皮茨於1970年上半年去世，不久後科羅德尼也回到他在哈佛的住院醫生崗位，而診所未來發展的趨勢也逐漸明朗。
儘管存在很多短板，但馬斯特斯與約翰遜這一組合的成績超越了診所里所有其他員工的總和。他們強烈鮮明的個性——平等地共同攜手幫助夫妻整理他們最私密的問題——也是診所的核心引力。這種驚人的力量令一切顯得井然有序。在5年內對這一未經驗證的療法不收任何費用之後，馬斯特斯與約翰遜開始逐漸樹立起了自信，並且收取逐步提高的診費。當然，馬斯特斯依然會確保這些夫妻接受治療。他們對25%的夫妻治療費用進行了調整，還有25%則完全免費。在審查了每位病人之後，馬斯特斯與約翰遜會指導同事們開始工作，確保一些新近的治療師，比如羅傑·克倫肖不會覺得困窘。馬斯特斯提醒這些治療師在與病人討論問題陷入絕境時，也要維持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個人感受。之後，他們不斷地收到性障礙與性迷戀中更複雜的病例。克倫肖擔心自己處理不了病人的性疑難。就像一位堅定的父親，馬斯特斯讓他直視前方。
馬斯特斯幽默地回應道：「你知道嗎，如果有人說他喜歡與海豹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