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離從前的婦產科醫院之後，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以及他們的小團隊遷到了街對過位於森林公園大道4910號的一幢白色廊柱建築中。他們為自己的性愛門診取了一個委婉的名字(生殖生物研究基金會)，就和門口那小小的指示牌一樣小心翼翼。馬斯特斯確保了自己新創立的非營利性基金會裡都是一些忠實於他個人並感激他臨床服務的託管人。在他與華盛頓大學苦樂參半的分離之後，充斥著謠言和譴責，馬斯特斯只想要那些可以信任的人。
托里·福斯特就是這個小集團的典型，儘管缺乏經驗他還是擔任了基金會的新任律師。從還是孩子起，他就和位於拉杜區的隔壁鄰居馬斯特斯一家認識了。在生孩子之前，托里的妻子一直依賴著馬斯特斯，他是她第一位婦產科醫生。基於長久的交情，馬斯特斯從不懷疑福斯特的忠誠以及他保守秘密的能力。福斯特第一個任務是前往華盛頓特區，參加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會議，看看新成立的基金會對性愛的研究是否會妨礙其申請免稅資格。門診從志願捐獻以及外部撥款得來的資金流至關重要，特別是沒有大學提供醫院設備以及其他支持的情況之下。「對於主題本質我們儘可能地做到坦白直率，」福斯特談起國家稅務局的會議時說，「但是對於其具體實施方案我們沒有談及太多的細節，他們也沒有詢問。」
在討論會上，福斯特聯合了馬斯特斯另一位堅定的朋友——小伊桑·A·H·謝普利，前華盛頓大學校長的兒子。年輕的伊桑成為了基金會主席。和父親一樣，他堅定地認為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為他們提供一個免於道德威脅的環境。「當時引進了很多前董事會成員，因為基金會在聖路易斯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況，」謝普利的遺孀佩吉·謝普利回憶說，「人們都會因為自己去過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那兒而感到尷尬。於是通過這種方式，憑藉著伊桑家族在學術界以及聖路易斯社區的良好聲望，它變得有了些尊嚴。」其他一些早期的託管人為基金會帶來了他們自己的學術成果與技術，比如密歇根大學的精神病學家，後來成為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的雷·瓦格納醫生，以及知名家庭治療師，後來在費城創立婚姻諮詢所的埃米莉·馬德。但絕大多數託管人，比如警署署長H·薩姆·普利斯特或者保險經理約翰·布羅德黑德，都是出於喜歡馬斯特斯或者是因為自己的妻子曾經是他的病人而接受簽約的。多年前兩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度假時就與馬斯特斯一家結識的約翰·布羅德黑德解釋說：「我其實是他妻子貝蒂的朋友。比爾覺得他需要一些已經成名的人物來排除對性愛研究的攻擊。」在加入董事會之前，約翰的妻子多迪·布羅德黑德說他們就這個分歧討論過。「要參加的這個董事會爭議重重，我的丈夫完全是出於好意才答應這麼做。」感激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治療幫助自己成功懷孕的她說，「他覺得比爾·馬斯特斯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也許他所涉足的領域並不能被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人接受。他想我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為他搖旗吶喊。」在董事會會議上，基金會的託管人依舊保持著沉默，聽從著馬斯特斯對日常事務的判斷和安排。就算約翰遜插話，也只是進一步說明他的觀點，或者提醒他某些他可能忘了提及的地方。「託管人知道他感興趣的東西，也知道他打算要寫的東西，」約翰·布羅德黑德回憶說，「但對於細節我真的不太知情。」
除了秘密和勇氣之外，還有激進的氛圍籠罩著基金會，他們就好像在從事美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太空計畫一樣，背負著通過科學讓生活更美好的使命。但是馬斯特斯在他們面前保守著許多秘密，包括之前在研究中使用妓女一事——這是擔任律師的福斯特多年之後才了解到的事實。「比爾在董事會面前並不夠坦率，」福斯特說，「我認為他不想因為我們了解此事而受到懷疑。他只是那麼做了。」福斯特對朋友比爾·馬斯特斯年輕而純潔的支持掩蓋了許多微妙的暗流。他沒有意識到比爾和吉尼之間關係的複雜，相反，他只用英雄般的辭彙來描述他們的合作。「我當時參加的時候，一心以為她是以專業方式參與其中的，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之間有那種親密的關係。」福斯特說。在家庭聚會上，福斯特的母親瑪吉和朋友們一樣對此也有些疑慮。但托里為比爾的信譽和正直辯護，並打消了這些擔心。
有一次，莉比帶著疲憊而憂慮的表情反覆地詢問托里·福斯特自己丈夫最近的活動情況。
「你真的覺得最近他有必要在門診加班到那麼晚嗎？」她問道。莉比勉強才讓自己沒有提及吉尼·約翰遜的名字。她思忖著為什麼自己的丈夫會失寵離開大學醫學院，並停止了自己報酬豐厚的行醫工作。「對於他全身心投入到性愛工作上我感到很不舒服。」莉比告訴他說。
在他們的交談中，莉比想知道比爾是否在拿自己的醫學生涯，以及暗中——雖然沒敢直說——拿他們的婚姻冒險。
托里語重心長地向莉比保證說她的擔心是沒有理由的，並強調說比爾是值得信賴的人。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漸入佳境，」福斯特解釋說，「比爾所做的事是合法的，而且非常重要。我非常肯定你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對於托里的回答，莉比露出了滿意的表情。或者也許她自己更清楚，只是決定不再盤問他們從前的鄰居，他顯然在專業上非常尊重比爾，無法看清他的真面目。托里和比爾信任的其他董事會成員都證明除了莉比之外，比爾在門診沒有任何其他個人問題。「老實說，關於所發生的事，我有點天真。」福斯特數十年之後承認道。「她擔心比爾的工作以及它對比爾個人方向的影響，特別是和吉尼一起。最後證明她的直覺是對的。」
每天黎明前後，比爾·馬斯特斯都會在拉杜區濕漉的草坪以及空蕩的街上慢跑，然後回家洗個澡，開始一整天的工作。他鐵青色的面孔以及始終嚴厲的行事風格都散發出一種自律的氣息，這是他從漢密爾頓大學足球隊起就引以為傲的風格。據後來《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觀察描述說：「馬斯特斯的表情總是生硬、尖銳，如同X線一樣阻止著一切輕率，要求立馬坦白。」被醫學院非正式地驅逐之後，馬斯特斯在門診更加努力了，就好像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賭注，來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失敗者。「為了達到目的，他會做任何事——甚至是付出生命。」約翰遜解釋說，「他必須贏。」
當該領域最有名望的雜誌拒絕發表他的性愛研究時，馬斯特斯一直努力嘗試希望自己的文章被接受。他不斷地給編輯投稿，直到一個很小的醫學期刊——《西方外科雜誌： 婦產科學》(Western Journal of Surgery，Obstetrid Gynecology)——願意發表他的文章。被最尊敬的同僚冷落讓他狂怒。馬斯特斯咒罵他們目光短淺的拒絕以及他們對他科學發現的草率忽視，他覺得這些發現足夠贏得諾貝爾醫學獎。「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數年之後他仍舊憤憤不平地寫道，「對於研究資料的拒絕不僅是一次審查結果，而且也包含了對我個人品質的故意攻擊。」《西方外科雜誌》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的總部既沒有同行評審也沒有仔細閱讀，但它的編輯羅伯特·盧瑟福醫生因出於「好心」讓他們的研究得以發表而成為了馬斯特斯眼裡的英雄。在美國婦產科學年會上，馬斯特斯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芝加哥大會上，馬斯特斯被告知他不能在學會的前輩面前透露他們的發現。在一陣嚴厲的譴責中，他回憶說，「他們不允許我在學會常規會議時間裡討論我的內容(性愛研究)。」於是馬斯特斯在大會指定的賓館租了一個小套間，在大會休會期間做了一個即興的陳述報告。「馬斯特斯遭到了自己學科的可悲對待，雖然他們已經發表了許多他在產科及外科突破性的成果。」約翰遜回憶說，「沒人想和性愛有所聯繫。」和自己丈夫一起參加了那次大會的桑德拉·謝爾曼非常驚異同行的反應。「他們連忙迴避，就好像得了什麼可怕的疾病一樣，」她回憶說，「我當時心想，『天哪，這些人怎麼了？』這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他們(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能談論這個並在這方面有所幫助是多麼棒的一件事啊。」
帶著報復的心情，馬斯特斯想要證明那些貶低他的人對弗吉尼亞·約翰遜的觀點是錯的。醫學院拒絕了他為她申請的教員任命，質疑她參與這樣一個敏感研究的資格和能力，但馬斯特斯堅持證明約翰遜是能夠勝任的。他要向世界展示她是與他同一個級別的人。在他們新成立的基金會，沒有了大學的干預，他把她從一個助理升職為研究夥伴，並不斷提高她的薪酬。一些華盛頓大學的醫生通常很興奮地想知道為什麼馬斯特斯可以給自己的秘書這樣無根據的升職。「這很不尋常，因為她一直被稱為約翰遜醫師，而她壓根沒有任何的學位。」H·馬文·卡梅爾醫生說，「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單純的事，因為她一直對此默許，從不進行糾正。如果人們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