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招募人員，吉尼·約翰遜單槍匹馬四處找尋著那些願意像有償妓女那樣進行既定性行為的大學生、醫院員工以及教員妻子。當然，在這一方面，她的老闆也的確沒有安排另外的人手。在她加入之前，比爾·馬斯特斯依靠「免罪」通行證——聖路易斯警方安排的一種緩刑，來招募妓女進行實驗研究。當馬斯特斯意識到這些合併有宮腔感染以及慢性重度盆腔淤血的妓女無法代表「解剖常態」時，他因害怕自己的實驗因此而失敗，便將整個研究整整擱置了一年。
自從擔任助理之後，約翰遜很快就招募到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女性，她們願意在象徵性的報酬以及匿名承諾之下參與這項性愛研究。當她宣稱說她們是把自己作為禮物獻給科學事業、參與到文化屏障的歷史性突破之中時，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熱情很快就博得了許多人的信任。約翰遜預想著，通過這種對女性身體本質的探索，所有的女性同胞都將因此而受益。
有一天吉尼在調用志願者使用的檢查套件時，並未參與性愛研究而只是在不孕不育門診工作的邁克·弗賴曼醫生徹底見識到了她的強大說服力。在初期階段，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手上只有幾個女性志願者，他們同時還在參與避孕以及生育相關的研究項目。在這個特殊的案例中，弗賴曼說一個年輕志願者在使用帶有攝像頭的電動驅動裝置進行自慰的同時測試了艾莫克泡沫(Emko foam)——一種用於殺滅精子的陰道內避孕藥。內部的攝像頭記錄了在性交過程中泡沫是如何全面覆蓋陰道壁並中和男志願者提供的精子細胞的。在實驗中為了防止懷孕，她事先佩戴了一個塑料宮頸帽。一輪自慰之後，女人洗去殘留的泡沫，這時弗賴曼聽到馬斯特斯在叫他。他回憶說：「馬斯特斯醫生當時正在手術室里忙碌，又到了年輕女子離開的時候，於是他們問我是否可以去幫忙把宮頸帽拿出來，我照做了。」
儘管知道秘密試驗的事，弗賴曼之前卻從來沒有來過這間房間，更不用說觀看實驗現場了。當他走進房間，一個裸體年輕志願者出現在面前，只佩戴了一張面具。他記得：「這個女子身材出色，看起來十分眼熟。」當弗賴曼上前準備摘除宮頸帽的時候，年輕女子突然鎖上了房門，就好似他做錯了什麼一樣，然後她迅速地扯下了面具。
「嗨，邁克！」認出弗賴曼的她高興地叫道。滿臉笑容的她就像是在後院燒烤聚餐時遇到了老朋友。
弗賴曼立馬認出了這位護校學生的面孔，如他自己說的那樣：「我曾經和這位年輕女子交往過。」
然而，最讓人記憶深刻的還是吉尼·約翰遜勸說這位正經的護校學生參加一線研究的經歷。當弗賴曼詢問她情況時，這個年輕女人所講的理由聽起來十分無私，而非利己享樂。這位護士談起約翰遜的招募時說道：「她讓我感到，我不僅得到了報酬，同時也可以幫助到自己的女性同胞。」當弗賴曼再次聽到類似的回答時，不禁對吉尼的天分折服了。他說：「學校里很多女性都參加了。很多人把它視作是勇氣的徽章——類似於此，『我正在支持某些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在不景氣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冒險對於女人來說就意味著緊身褲，約翰遜呼籲將性自由看作基本權利也是順理成章的。就如弗賴曼回憶所說：「她讓人們覺得他們正在做上帝的工作。」
一個女護士和一個男醫學生是羅伯特·戈爾醫生所知道的兩名志願者，此外還有一個醫院裡的年輕住院醫師。戈爾說：「他們定期在吉尼·約翰遜的監視下進行性交，心率以及其他指標都會被記錄下來。」這位產科護士「談論此事的時候相當坦率。她說那個地方很安靜，有兩個人進行性交。吉尼·約翰遜進來的時候悄無聲息，在不打攪他們的情況下記錄儀器監測到的數據」。另外一位年輕醫生艾拉·高爾說，他對此事的了解是源於約翰遜的朋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他是聖路易斯地區的一名飛機製造商，後來也成為了這項研究的積极參与者。「弗吉尼亞對於性愛有著獨到的見解，」高爾說，「她有著世界級的寬闊視野，而且，她對此非常感興趣。」
吉尼真誠的舉止讓人們感到舒服。在討論這個人們從不敢在公共場合提及的私密話題時，她擁有一種非凡的天賦。她的成功姿態鼓動了許多女人，令她們自願地，甚至是歡快地參加了他們的研究，按照他們的要求公然進行著性愛活動。約翰遜會陪同新成員參觀實驗室，並向她們介紹所有需要連接到她們身體敏感部位的物件。她會讓她們與那些戴著面具、互不相識的性愛夥伴熟悉，並且保持她們的堅定意志。「吉尼·約翰遜在這方面的工作上特別有效，」馬斯特斯寫道，「她能使焦慮的新研究對象放鬆，並且明顯地增加她們的信任以及舒適程度。」作為招募活動的一部分，她在學校各個公告欄里張貼廣告，尋找願意「在實驗室環境中參與公然性活動」的人。當消息傳遍整個聖路易斯的時候，馬斯特斯回憶說，他們召集了「遠多於我能有效處理的志願者」。面試中大約2/3的人最後成為了研究對象。由於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性反應，那些從沒有過性高潮或者不確定自己有沒有過性高潮的面試者被排除在外。「我們的經驗法則是，如果他們不確定有沒有，那麼他們很可能就沒有過。」馬斯特斯解釋說。
所有的志願者都被要求盡量習慣於在實驗室里裸露，並且能夠在醫學人員面前表現出正常的性功能。有一些人參與是為了提高他們的性表現，而有一部分女性參與者告訴馬斯特斯，「這個研究項目代表了一種釋放情慾的方式。」儘管有心理篩選，但馬斯特斯承認，「我們的工作中始終有可能有那麼幾個偷窺狂或者暴露狂。」研究對象就好像優質的小豚鼠，首先被單獨放入一個檢查室，等待「既定情節」的發生，就如馬斯特斯用他從兔子身上借鑒來的科學術語所描述的那樣。「在他們第一次開始性交的時候，研究隊伍不會出現，」他寫道，「然而適時的，這種性活動會導致既定情節。如果沒有出現，性高潮也會被鑒定和鑒別，但不會被重視。我們努力確保任何可能對性活動產生壓力的潛在因素在它發展為病理部分之前都被個體中和了。」與此相對，吉尼對於性愛的講述則更為直率、有趣、吸引人，沒有丟失一點她的尊嚴和誠實。她溫柔的眼神以及甜美的嗓音流露出一種溫暖而放鬆的情緒，避免了別人可能帶入這種努力之中的某種自覺意識或專業性的強迫。「她在談論所要做的這項研究時從不支支吾吾，」阿爾弗雷德·謝爾曼解釋說，他和吉尼以及馬斯特斯經常在午飯的時候聊天，「她從不猶豫使用這個詞，如果你不介意我說的話，那就是『亂搞』。她也從不猶豫談論性愛，以及讓女性具有性吸引力的因素和讓事物具有性刺激的東西。」
有一次，比爾和吉尼邀請謝爾曼醫生參觀在他辦公室進行的午後測試。透過隔音檢查室牆上的一面單向鏡，他們觀看著女志願者參與自慰的過程，自慰的方式是為定標她們的性反應所特別設計的。約翰遜在現場進行輔導和訓練，而馬斯特斯則在後面進行指導和糾正。「病人坐上婦科檢查椅之後，檢查窺器被放入陰道內，」謝爾曼回憶說，「實驗初期，他們只按摩陰蒂和陰戶，然後觀察宮頸看她是否興奮或者達到高潮。她(吉尼)會讓病人自己刺激自己的陰道，假裝有那麼一個陰莖，或者使用某種類似陰莖的儀器。」
當測試進入真實性交階段之後，圈子進一步擴大，一些教授的秘書以及醫生的妻子都成為積极參与者，謝爾曼說，她們和醫學生以及住院醫師一樣希望在實驗過程中賺幾個錢。不論他們的動機是什麼，幾乎所有的志願者都似乎被約翰遜執著的興趣吸引了。數年之後，她用同樣理想化的、幾乎英雄般的口吻描述這些志願者，無疑她已經習慣了說服他們。「在實驗室里，我們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也許我們應該稱他們為不同尋常的人——因為他們無比關心這項研究，願意奉獻自己的寶貴時間投入到解除疑惑、探尋真理的努力中來，」約翰遜回憶說，「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積累的那些信息是多麼重要，我們很確信自己是正確的，我們正在做一件『好事』。我們活在一個堅定信念的泡沫之中，讓我們與所有的懷疑相隔開來。」
在耀眼的燈光以及科學的審查之下，有些看似健康而魁梧的男志願者遭遇了性無能、早泄，或者如這兩個研究者所說的「怯場」。記錄顯示，項目中每5個「失敗」案例中的4個——那些無法成功性交的——都是男志願者。「我原本以為，女性會更難處理，」馬斯特斯後來解釋說，「我是徹底的錯了！在實驗室里，男人比女人更難弄。」馬斯特斯對於表現和結果的關注會讓原本放鬆的周末晚上變得忙碌不堪，並一直延續到周一早上。馬斯特斯回憶說：「所有配對好的研究對象都目標明確，在實驗過程中沒有太多甚至壓根沒有前戲，而是直入主題。」與此相比，他們生硬的方式導致了「比那些關係穩定的搭檔高兩倍的失敗率」。作為一個科學家，馬斯特斯似乎覺得性愛是一件單調、無愛的事情，「性交也只是布置給兩個人的相互手淫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