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作為警長，H·薩姆·普利斯特心裡非常清楚傳統而正直的聖路易斯市民對於妓女這一職業的看法。他也明白自己的妻子對比爾·馬斯特斯的態度。
賣淫這一行業在聖路易斯有著一段骯髒甚至是暴力的歷史。1850年，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活活燒死了一名暴徒，他們的非法性交易攪得全城的妓院雞犬不寧，使得政府不得不再次加強公共體統的管理。此後的數十年里，密蘇里州的法律都將賣淫定為重罪，非法進行賣淫活動的人都會被判入獄，而涉及的妓院也會被永久性關閉。然而，1955年在華盛頓大學參與馬斯特斯醫師性愛研究項目的那些妓女卻獲得了普利斯特的豁免，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沒有逮捕，沒有警察突擊檢查，甚至連威脅性的敲門都沒有。這種豁免著實奇怪，因為這位粗壯而精力充沛的警長向來以嚴格的管理著稱，在全國其他地區犯罪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他管轄的這座城市犯罪率卻在下降。只能說，普利斯特信任自己的醫生。
為普利斯特家接生了第二個孩子的比爾·馬斯特斯深受他們的愛戴。瑪格麗特·普利斯特十分崇拜馬斯特斯的精湛醫術以及務實的做事風格，其中也不乏他為自己接生孩子的緣故。不論自己的警署是否會因此而遭到管制賣淫活動不善的指責，薩姆·普利斯特——這位警察中的警察——和自己的妻子一樣，始終都對馬斯特斯尊重有加。瑪格麗特回憶說：「薩姆一直都覺得這是一項重要的研究，他唯一的條件就是不允許以任何形式對妓女進行關押或者虐待。如果馬斯特斯想要與她們進行面談，或者從她們那兒獲得一些信息，只要不侵犯她們的權利，我的丈夫都會允許。」馬斯特斯的性愛研究有了這位警長的秘密協助，一下掃除了許多政府的阻撓。在馬斯特斯的請求之下，普利斯特的警探答應為他推薦一些願意參與研究的妓女，並會保護她們不齒勾當的相關細節，防止新聞對此報道。「我的丈夫既不是科學家也不是醫生——他在聖路易斯只是一名政客。」瑪格麗特解釋說，她的丈夫並非在向學術機構諮詢如何提高自己部門管理城市的效率。
據後來馬斯特斯的代表律師說，把聖路易斯警長以及城裡的其他幾位重要人物拉進自己的顧問團，對馬斯特斯以及他的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家住隔壁、後來成為馬斯特斯第一個代理人的年輕小伙托里·福斯特回憶說：「由於普利斯特的支持，每當妓女攬到客人之後，警察都會被通知，『讓他們去——你不要去突襲(馬斯特斯的實驗室)。」後來沃爾特·梅特卡夫成為了馬斯特斯和他診所的代表律師，依他看來，普利斯特的入伙全憑馬斯特斯的勸說。「他對此事十分投入，計畫了很久，並且邀請了許多權威人士參與，」梅特卡夫說，「他憑藉著自己的誠意和信念打動了別人。他會說，『那是我夢寐以求想要去的目的地，但在到達那兒之前，我不得不經過另一些地方。』」
在顧問團里，除了警長先生之外，還有《聖路易斯全球民主報》(St. Louis Globe-Democrat)的出版商理查德·安伯格、密蘇里州教會的主教，以及中西部級別最高的猶太牧師。在邀請權威做顧問這一點上，華盛頓大學的伊桑·謝普利校長也十分贊同馬斯特斯，認識這對規避風險至關重要。
「比爾，告訴我，你打算讓哪個傻瓜擔任這個顧問團的團長？」謝普利問。
馬斯特斯回答說：「先生，我想這個人選非你莫屬。」
謝普利一動不動呆立了好一會兒——可能是在思考作為大學新任校長的自己如何親自監督這個涉及妓女的研究——想到這種荒謬的行為不禁大笑起來。「你有膽讓我做，」謝普利笑著說道，「那我就敢和你一起探這個險。」他還建議馬斯特斯一定要確保天主教會的合作，因為在聖路易斯絕大多數人都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馬斯特斯就給聖路易斯的教會打了電話，想要和大主教見個面。然而，當主教秘書一聽到「性愛研究」這四個字，聲音就立馬變得慌張起來。馬斯特斯的見面請求一開始被他拒絕了。但3天之後，之前的那位秘書又打來電話說，大主教很高興能見他。
在美國的天主教會，身材瘦小、語調溫和、戴一副無框眼鏡的約瑟夫·E·里特是個稀有品種——一名極端的自由主義者。1946年晉陞大主教的時候，他下令郊區學校平等對待不同膚色的學生，要知道那個時候密蘇里州絕大多數公立學校仍舊保留著種族隔離制度。當反對者拿法律行動作為威脅時，里特說，如果有誰挑戰他的決定，那他一定會將其逐出教會。後來成為紅衣主教的他堅定地說：「我們學校樓頂的十字架必有寓意。」馬斯特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拜訪了里特，那個時候關於計畫生育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聲音——遠不及1968年禁止避孕之後教會出現的政治分裂，或者20世紀80年代關於流產的紛爭，以及近來公眾對教會裡戀童事件的披露，所有這些似乎都把天主教高層推向「性」這個話題。當時，絕大多數教區居民經常會在懺悔室里提及自己肉慾的罪過。在和馬斯特斯的會面中，這位大主教表示，十分歡迎這種針對夫妻生活困擾的嚴肅研究。「我很清楚，國內外數百萬的婚姻都受著性問題的困擾。」在兩人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會面中，里特這樣告訴比爾。這位天主教領袖最後說，他無法正式接受馬斯特斯顧問團成員的這一任命，但是他會派一名牧師作為聯絡員，保持彼此的信息溝通。馬斯特斯起身離開時，大主教感謝道：「我不得不說，你所說的某些研究手段可能不會被我們天主教會認同，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對於你的研究結果，天主教會一定十分感興趣。」里特最後承諾說，在沒有事先和馬斯特斯溝通過的情況下，他絕不會在公眾場合發表任何有關他這項研究的言論。
有了警長、大主教以及華盛頓大學校長作為顧問團成員——其中的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相信著醫學——馬斯特斯終於可以放心地把妓女作為自己實驗的研究對象了。
就和其他美國城市一樣，在聖路易斯，妓女一直被描繪為一種墮落女人的形象，是社會罪惡長存不滅的根源所在。而她們的那些男顧客則是色誘之下的受害者——從來都不是他們自願的，他們都是不知不覺地染上梅毒、結核以及其他性病，然後再帶回家傳染給自己的家人。聖路易斯市衛生部門1895年的年度報告就如實地反映了這一普遍觀念：「對於那些因為愛欲衝動而失去寶貴貞操的少女，也許尚會有人同情；但對於那些為了金錢把自己的肉體賣給每個光顧者的女人，還能有什麼借口和辯解可尋呢？這種惡習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是不可救藥的普遍罪孽，我們只能承受，但同時也應該儘可能想辦法減輕這種罪孽。」
20世紀50年代，聖路易斯的醫生大多都不會考慮接觸妓女這件事。然而街頭與青樓里的妓女，以及渴求性愛的無名氏男性很快成為了馬斯特斯的實驗研究對象。研究的最初20個月里，他在聖路易斯和其他幾個城市一共訪問了118位妓女和27位嫖客，仔細記錄了他們的性愛過程以及既往疾病史。馬斯特斯本人說他從沒有花錢讓他們配合，但他的助手說妓女因為參與研究曾得到過相應的報酬。從這組研究對象中，馬斯特斯挑選了8位女性和3位男性進行進一步的「解剖與生理研究」——觀察不同的性愛方式。儘管身為頂尖醫學院的高年教師，馬斯特斯卻意識到，自己對於男女交配的複雜性是多麼的無知。他們街頭式的智慧和坦率與那些在門診接受盆腔檢查的中上階層的拘謹和焦慮截然不同。由刑警隊招來的這些性服務者，對於如何喚醒男人軟趴趴的陰莖，或者挑逗一個乾燥的陰道簡直是得心應手；他們也知道如何相互配合，一起達到高潮。「他們描述了許多提升以及控制性愛氣氛的方法，展示了無數不同的刺激技巧。」馬斯特斯寫道。在他研究的摸索階段，在這群「實驗研究對象」的幫助之下，他終於搞懂了應當如何記錄性愛最基本的解剖方面的資料。
憑藉著警察部門的撐腰，馬斯特斯與掌控聖路易斯地區職業妓女人群的3個男人見了面。這些妓院老闆最終相信了馬斯特斯，不再認為他是法律部門的刺探，而是一名打算前來學習取經的大學教授。妓女談論顧客以及自己經驗時的坦誠讓馬斯特斯著實吃了一驚。他注意到，在她們中間，許多人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和不同的人發生性關係，報酬通常是一場電影或者某個社交聚會」。由於南方男人很少會戴避孕套，女用避孕套成為了最常用的避孕方式，有相當多的女人會選擇佩戴它。然而當馬斯特斯訪問男妓時，他感到他們很多時候都在撒謊，特別是問及有關「性交頻率以及性功能」相關的問題時。和女妓不同，這些男人都號稱自己擁有超乎想像的出色性能力。一旦馬斯特斯感到男妓的說法「只是幻想，而非事實」，他就會將其從研究隊列中剔除。無論如何，這些訪談讓馬斯特斯掌握了比自己預想之中更為深入的細節。他解釋說：「對於許多性交方式我都缺乏了解，通常我會依據我在他們面前明顯的無知決定我需要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