紋絲不動地躺在手術台上，失去胎兒的同時，這位年輕女士自己也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即將死去。由於植入性胎盤(plata percreta)，她還在不停地流血，這是一種胎盤穿透子宮壁並侵犯周圍器官的罕見疾病，不僅會造成胎兒的營養不良，而且常常危及母親的生命。在婦產科醫院的4樓手術室里，3名年輕的醫生竭盡全力，卻依舊無濟於事。他們施行了剖腹產以去除剩餘的胎盤，在宮腔里塞滿了紗布用以止血，卻依舊不見效果。如果沒有其他措施，他們知道，這位孕婦不久就要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去世了。
「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病例，」那天晚上的一名住院醫師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回憶說，「我們輸了大量的血。如果還不能止住出血，那她就要血流過多而死了。」
絕望之中，他們呼叫了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這所擁有自己附屬醫院的著名教學機構——的值班醫生。儘管已是聖誕節深夜，一位高年醫生不久就趕到了手術室，讓在場的住院醫師鬆了一口氣。比爾·馬斯特斯衝進手術室。「在走廊里他就已經脫掉了衣服，換上護士扔給他的手術服之後直接就進了手術室。」弗里德里希說，「馬斯特斯醫生進來後，看了看問題，立馬就找到了解決方案。他並沒有和我們討論，一刻不緩地做了他必須做的事，解決了我們的麻煩。」
馬斯特斯憑藉著自己精湛的外科技術和對複雜的女性生殖系統的理解，以及果敢的做事風格，在生死線上挽回了這名女子的生命。弗里德里希如釋重負，拿起本來是為聖誕晚會準備的小相機，抓拍了一張這位實現驚天逆轉的醫生的照片。「我們幾乎都踩在血泊之中，」他回憶道，「照片里，有些人簡直是滿身鮮血。」正是這樣的英雄事迹鑄就了一個醫生的名望，作為一名外科醫生，頂尖的表現讓馬斯特斯不僅贏得了同僚的尊敬，也讓手下的醫生對他感激萬分。
1950年的時候，威廉·馬斯特斯已經為人類性愛研究——這個曾經被喬治·科納所排斥的研究——作好了充足的準備。獲得華盛頓大學婦產科系助理教授職位的他，在這個中西部頂尖的醫學院里事業如日中天。年僅35歲卻有著一張老成面孔，他很快就成為了系裡的二把手，僅次於主任維拉德·艾倫。馬斯特斯和妻子莉比也把家搬到了更為舒適的克萊頓，後來又在拉杜——聖路易斯一個富裕的郊區——買了一套更大的房子，期盼著在那兒定居生活。他也積累了一群令人羨慕的病患關係群，每一次懷孕分娩之後，他們都對他倍加尊敬。在同事眼裡，馬斯特斯是一位完美的外科醫生、教師，以及生育這一新興領域的專家。
儘管只有6英尺來高，但因為大學時代踢過足球並且工作後堅持晨跑的緣故，比爾有著一副寬闊的肩膀和充足的精力。他總是穿一件刻板生硬的襯衫，系著領帶，看起來就像是個鬥士。他的斜視似乎只是在打量周圍的情況。課堂上的他不苟言笑，總是誇張地抿著嘴巴。馬斯特斯的下屬邁克·弗賴曼醫生說：「如果他向你露出笑臉或聽見他的笑聲，你會有一種被他認可的感覺，就好像父親拍拍你的頭然後對你說，『真是個好孩子！』」那個曾經毫無自信、害怕回家的預備校少年，如今早已破繭而出、今非昔比。「他是個極端自傲的男人，所有衣服都是私人定製的。」20世紀50年代分配給馬斯特斯的另外一名學校職員弗朗西斯·賴利醫生回憶說，「那就是馬斯特斯的本性。他每隔兩天會換一次白大褂，習慣用白色外殼的圓珠筆，從不用其他顏色的筆。他是個獨來獨往的男人，不能說寡言少語，但怎麼也算不上話多的人。」有些人甚至覺得馬斯特斯有點狂妄自大，儘管大家都不敢當面跟他提出這一點。同期的一位婦產科住院醫師尤金·倫齊醫生說：「他不僅覺得作為醫生，自己比別人更優秀，而且作為一個人，情況也是如此。他絕對是個自我主義的人。」談起馬斯特斯在學校到處招搖的那輛有型的名爵黑色敞篷跑車時，倫齊和賴利異口同聲地說道：「他絕對是個非常自我的人。」即使是下雨天，比爾也從不關上車篷，任雨水肆意地落在自己身上。
周五的傍晚，華盛頓大學婦產科的所有老師和住院醫師聚在一起進行手術討論以及病例分析。護士和醫學生都不允許參加這種暢所欲言的開放討論。在討論時，馬斯特斯總是喜歡攪和，常常提出些魔鬼般的主張。「他會站起來說，『不，要是我的話會怎麼怎麼做』，他這麼說只是為了挑釁，為了證明醫學中沒有什麼是絕對的，總有別的方式方法去處理同樣一個問題。」前住院醫師馬文·雷納德說。和那些最頂尖的執業醫師一樣，馬斯特斯喜歡挑戰醫學傳統。「在婦產科醫院，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最希望見到的人就是比爾·馬斯特斯，」前住院醫師羅伯特·戈爾說，「他的判斷極為出色，他就是連接新舊兩個時代的一個橋樑。」
某個周五，關於剖腹產的問題成為了討論會上熱議的話題，特別是關於為什麼短短6個月之內剖腹產的比例從3%一下跳到6%這個問題。如今，剖腹產手術——避免自然分娩的諸多併發症風險而通過手術方法取出胎兒的手術——已經非常普遍，許多醫院剖腹產的比例甚至超過了25%。但在20世紀50年代，許多老產科醫師更傾向選擇陰道分娩，無論漫長的產程如何折磨著母親。20世紀30年代——那個沒有青黴素、沒有血庫，麻醉也極為不安全的年代——所訓練出來的老醫生，總是告誡自己的下級醫生說不要貪圖剖宮產的痛快，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們並不習慣這個手術。在一次令人難忘的討論中，大家爭論的焦點是如何更好地處理分娩無力——通常這種痛苦的情況可能持續36小時以上，讓人看不到盡頭。醫生們詳細解釋了對於產程超過1天的病例自己的處理方法。有人最後問道：「馬斯特斯醫生，你會怎麼做？」
馬斯特斯歪頭一笑，回答極其簡單。「我從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他平和又響亮地說道，「要是我，早就把孩子從肚子里剖出來了。」
儘管他的技術有口皆碑(拿著手術刀的他簡直就是如魚得水)，但馬斯特斯絕不是下班之後的花花公子。作為主力男醫生的一員，下班之後他很少會出去喝酒放鬆，也不喜歡參加周日早晨的高爾夫聚會。他似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泡在了婦產科醫院，完全就是一個日夜不休的研究員和臨床醫生。對於傻裡傻氣的人，馬斯特斯沒有半點耐心，這一點其他醫生護士以及病人都可以證明。如果預約的病人遲到10分鐘以上，馬斯特斯就會拒絕接診，他必須重新再約時間；如果第2次依舊遲到，那麼這個人就會被列入永久的黑名單。作為不孕不育這個新興領域的專家，馬斯特斯堅持夫妻雙方一起前來就診。「對於這一點，他要求非常嚴格。」在50年代擔任馬斯特斯手下的艾拉·高爾醫生回憶說。
然而，在看似粗暴的外表下面，馬斯特斯卻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對於那些面臨生命危險的女性來說更是如此。在邁克·弗賴曼剛開始臨床實習的時候，有一次他跟著馬斯特斯查房，在一間檢查室里他們為一位黑人老婦女做常規的婦科檢查。20世紀50年代的聖路易斯，種族隔離現象還相當嚴重，在婦產科醫院甚至設有獨立的「黑人」(Negro)病區專門收治有色人種及其孩子。弗賴曼對那節體檢教學課記憶猶新。這位瘦小的女人是個寡婦，儘管已經80多歲高齡，面容卻還算年輕。當醫生例行詢問她一些健康問題時，她的雙手始終緊緊地攥著自己的蕾絲圍巾。在診療快結束的時候，馬斯特斯清清嗓子，一如往常，問了一個問題。
馬斯特斯問道：「請問你最後一次性生活是什麼時候？」
一直低頭看著地板的這位老婦人一下抬起頭，盯著馬斯特斯的眼睛。然後她露出一絲笑容，回答道：「馬斯特斯醫生，我這個年齡的女人，很難可以找到一個好朋友。」
弗賴曼對於此次談話的尖銳程度甚是吃驚。馬斯特斯讓所有男醫生明白了，穿著白大褂的男人在處理女人私密問題時，必須要以一種專業的方式進行，並且需要體恤每一位病人的人格和情感需求。「那對我來說意義非凡，」弗賴曼回憶說，「我從他那兒學會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你問得恰當，那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答案』。通過詢問，他了解到她還有性生活，而且仍舊具有這方面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婦產科手術方面的不斷創新為馬斯特斯在學術界爭得了一席之地。他是全國首先運用骶管麻醉的人之一，這是一種將局麻藥注射至脊柱下端的骶管內、從而達到緩解分娩時疼痛的麻醉方法。這種麻醉方法避免了乙醚麻醉或全身麻醉所導致的孕婦意識喪失及其相關風險，對於複雜病例來說是一種更好的麻醉方法。作為共同作者，他在1953年發表了一篇報道這項技術的學術文章，分析了很長一段時期內的5000多例分娩病例。在1955年，馬斯特斯和維拉德·艾倫在《美國婦產科學雜誌》(Ameri Journal of Obsterid Gyne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