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尋思著，如果當時的情況不是那樣，自己是不是從此就遇到了另一個男人；她努力地想像著那些不曾發生的事和那不一樣的人生，以及那個她未曾認識的丈夫。」
——《包法利夫人》，古斯塔夫·福樓拜
白色覆蓋了教堂的角角落落，潔凈而純粹。弗吉尼亞身著一襲白色婚紗，戴著一頂白色闊邊花式禮帽，手上拿著一本以蘭花和滿天星為封面的白色《聖經》，在離斯普林菲爾德父母家幾個街區之隔的教堂里，在關於愛與永恆的動情伴樂下，緩緩走過基督堂的走道。
1947年6月，過去的「瑪麗·弗吉尼亞·埃謝爾曼」成為了伊萬·萊因哈特的新娘。周六午後婚禮的無邪徹底掩蓋了這兩個人的年齡差距。22歲的她所嫁的這位來自西普萊恩斯地區的律師已經43歲了。年齡的差距似乎並沒有影響教堂里的氛圍。新郎的大哥荷馬擔任伴郎。他的母親諾拉安心地坐在一旁。弗吉尼亞的堂妹，年僅13歲的帕蒂，穿著粉色裙子，胸前戴著梔子花，因為擔任伴娘而興高采烈。然而在這個小型的家庭慶典上，埃德娜和哈里·埃謝爾曼卻始終沉默不語。自己的獨生女嫁給這個年齡大了她將近一倍的萊因哈特，他們感到很不高興。就如弗吉尼亞所說的那樣：「我的父母完全驚呆了。」
隨著「二戰」結束，弗吉尼亞開始擔憂起自己的未來，害怕自己從此就這樣沉淪於密蘇里州死氣沉沉的農場，永遠也不會再有勞軍聯合組織的演出，只能日復一日循環那毫無意義的尋常日子。「二戰」勝利日到來之後，全國上下如釋重負，人們都盼望著一切能夠恢複正常，能夠回到那種家人團圓、兒女成群的舒適生活。儘管弗吉尼亞的女同學很多都已經訂婚或者結婚，22歲的她怎麼也算不上是老姑娘。在結束了杜瑞大學的短暫學習之後，她考入了密蘇里大學。儘管在那兒沒有取得什麼學位，但她參加了兩個女大學生聯誼會以及校合唱團。結婚對於她來說，意味著從此可以徹底擺脫母親的刻薄評論以及父親的溺愛放縱。伊萬和弗吉尼亞的相識是在幾年前傑弗遜市的州保險部門，那時她是一個秘書，而他是一名律師。儘管伊萬確實有許多好品質，但大腦門、鷹鉤鼻、斜眼睛的他，怎麼也不能算是什麼英俊的男人。穿著一套雙排扣條紋西服、站在她身旁的他，看起來更像是她的父親而不是她的未婚夫。然而弗吉尼亞卻從沒動搖過自己要嫁給這個老男人的決定，這也許只是為了要向自己多疑的父母證明些什麼。走過教堂的她，終於有了一種獨立自主的感覺。儘管如此，婚禮上她還是流露出了一絲游移不定。
弗吉尼亞記得，在正式儀式開始之前，牧師察覺到一個問題： 這次的婚禮和其他的不同，少了一位攝影師。她回憶起：「牧師問我們：『你們是否希望我幫忙叫一個來？』」
弗吉尼亞搖搖頭，拒絕了他。出於某些原因，她根本不想要什麼攝影師。「當時我回答說，『不，我不想記錄這些。』」直觀地說，弗吉尼亞不想讓伊萬以及自己的幸福笑容被永遠地記錄在相框里，留給自己的後代。弗吉尼亞回憶說：「當時的我之所以沒怎麼挑選就草率決定結婚，我想是因為自己徹底厭倦了獨自一人的孤單感覺。」
在教堂的會客室里簡單地舉行完儀式後，他們又蜜月旅行了一個禮拜。身為羅伯特·萊因哈特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伊萬計畫婚後定居西普萊恩斯。伊萬是一名執業律師，他為弗吉尼亞提供了不算出眾但絕對堅實有力的家庭經濟基礎，儘管她自己從沒明確表示過對於兩人未來計畫的認同。在西普萊恩斯，靠近歐扎克斯南部阿肯色州邊境的地方，剛把姓氏改為萊因哈特的弗吉尼亞很快就感到了一種幻滅。她說：「我原本以為我們會一起組建一個家庭，然而我很快就意識到，他完全沒有想要承擔責任的意思，於是我提出了離婚。」為了安撫自己年輕的妻子，伊萬同意搬到一個大城市居住，並且重新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然而搬家並沒有改變弗吉尼亞結束這段婚姻的決定。「我們搬到了聖路易斯，他在當地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找到了工作。後來正是那家律師事務所幫我辦理了離婚事務。」她繼續說道，「回想起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嫁給他。」
弗吉尼亞在《聖路易斯每日紀事報》(St Louis Daily Record)找到了一份秘書的工作，那份報紙主要報道一些律師、法官、商業巨頭，這對於想要找一個新丈夫的弗吉尼亞來說再理想不過了。通過《每日紀事報》的朋友介紹，弗吉尼亞認識了喬治·約翰遜，和她差不多同齡的一個男人。他曾在華盛頓大學學習工程學，更重要的是，他是當地一家夜店樂隊的頭兒。那位朋友向喬治介紹說：「如果你需要一個歌手，那弗吉尼亞再適合不過了。」
在聖路易斯的那些熱門場所，喬治·約翰遜就像班尼·古德曼 那樣紅。他是個穿著考究的男人，頭髮鋥亮，鬍鬚精緻，戴一副框架眼鏡，習慣性地一直緊閉著嘴唇。靠著自學，約翰遜精通木管樂器的演奏，包括單簧管、中音薩克斯風，以及次中音薩克斯管。他經過了充分的音樂訓練之後組建了自己的管弦樂隊，在當時以表演爵士樂出名。弗吉尼亞回憶說：「他是一個出色的音樂人，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她在短暫的遲疑之後就接受了他的約會邀請。「我當時內心很混亂。我的朋友像個紅娘一般一直在我耳根前嘮叨，『和他出去，和他出去。』我想，是她的鼓動和我自己內心的孤單讓我做出了這個選擇。那個時候的我其實也並不十分想和他約會。」
對於弗吉尼亞來說，喬治·約翰遜有一點讓她無法抗拒——聚光燈下的麥克風。在教堂唱詩班、大學四重唱組合、勞軍聯合組織的演出上唱了那麼多年之後，弗吉尼亞終於有機會把唱歌作為一種職業，成為喬治樂隊的女歌手。充斥著沙啞歌聲、紋理豐富的切分音，以及昏暗舞蹈的夜晚世界，與她兒時那平淡樸實的農場生活似乎有著天壤之別。學習工程專業也許只是以備不時之需，但當時的喬治似乎早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樂事業之中。1950年6月，他們在一個基督教長老會的室外花園裡舉行了婚禮，弗吉尼亞曾經還是那兒的唱詩班成員。她的新郎穿著一件淺色夾克，戴著佩斯利 領帶，胸前口袋裡塞著一塊手帕。無比動人的弗吉尼亞戴著寬邊花式禮帽，緩緩走過通道。與上一次婚禮一樣，這一次也沒有邀請任何攝影師。只有參加婚禮的一位朋友在儀式結束之後偷偷抓拍了一張他倆的合照。她說：「我有一些婚禮的彩色照片，但都不是那種正式的結婚照。我從來不想自己的婚禮被定格在那樣的照片里。」
無論在家還是在夜總會，和領隊丈夫在一起的弗吉尼亞都顯得很幸福。「他們剛搬到新家的時候，我還幫他們刷過牆，」他們的朋友，也是樂隊一員的肯恩·巴里說，「當時就我們3個人，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刷著牆。我的眼前，完全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新婚夫妻。」跟隨著丈夫的樂隊，弗吉尼亞性感而低沉的歌聲唱遍了聖路易斯的各個場所——冬季花園、森林公園高地，以及最為著名的卡薩羅馬舞廳，弗蘭克·辛納屈 也曾在那兒登台表演過。跟隨樂隊到處巡演讓弗吉尼亞感到興奮無比，似乎這就是她一直以來翹首以盼的生活，是她想要的出人頭地、家喻戶曉。
幾年之後，這種整夜奔波流離的日子開始在弗吉尼亞的眼中漸漸失去了當初的絢麗，他們的婚姻也因此開始響起了警鐘。在和喬治的周年結婚紀念日之前，弗吉尼亞就私下在KMOX廣播電台的廣告部找了一份秘書的工作。據喬治回憶，當時他們繁忙的日程就和馬戲團一樣緊湊，緊張得讓他的妻子不得不去看醫生，而醫生的建議則是讓她「做一些別的事，輕鬆一點的那種」。於是她決定改行去隔壁的工作室做一個舞蹈老師。
作為丈夫，喬治·約翰遜並不反對生孩子，就和當初伊萬·萊因哈特不曾反對一樣。26歲的弗吉尼亞對於此事的態度卻十分明確。「如果我當初沒要孩子，我一定會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女人是不完整的。」她說，「我覺得孩子對於我來說非常重要。」結婚後不久，弗吉尼亞就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斯科特；幾年之後又生了個女兒，叫麗莎。然而，孩子對於約翰遜來說卻是個負擔，是他倆關係所無法承受的一種情感包袱。據弗吉尼亞觀察：「直到孩子出生之前，一切都還好好的。但是，音樂人都是夜貓子，而孩子則是白天活動的正常人。結果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物種混雜在了一起。」對於弗吉尼亞來說，很難對喬治產生討厭之情，特別是當他不斷地肯定並鼓勵她在音樂上的努力時。但是對於喬治來說，離開屬於自己的舞台是絕不可能的事。弗吉尼亞說：「除了音樂，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共同語言，更沒有一個共同的生活目標。音樂是我們唯一的共同點。」
日復一日，喬治經常都不著家，整夜整夜地在俱樂部表演，周末還要去婚禮現場表演，弗吉尼亞終於無法再忍受這樣的生活了。不再隨隊演唱的她，就呆在聖路易斯郊區的家裡陪孩子，全然一個瓊·克利弗 式的戰後模範母親。但這從來都不是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