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了五點二十五分的火車南下，七點半到達波斯頓，一個比克薩達大一倍的煙塵市鎮。一輛敞篷公共馬車在半小時後把我載到了目的地，我是唯一的乘客。我下車穿過街道，走到對街的旅館時，天快要下雨了。
一個叫傑克·桑托斯的舊金山記者急著從電報室跑出來問：「喲，有什麼新消息嗎？」
「大概吧，不過我得先跟維農講。」
「他在自己的房間——十分鐘前還在。你是說那封某人收到的勒索信？」
「嗯。他已經講了？」
「科登本來要說，可是維農封了他的嘴，要我們先別問。」
「為什麼？」
「不就是因為講話的人是科登嗎？」桑托斯細薄的唇角向下一耷拉，「維農、芬尼跟科登現在正在角力——想要看看誰的名字和照片曝光率最高。」
「他們除了這個還幹了什麼？」
「他們能幹什麼？」他一臉嫌棄地反問，「一天花十個鐘頭想擠上頭版，另外十個鐘頭用來妨礙對手，而且他們還得找時間睡覺呢。」
在旅館裡，我告訴另外幾名記者「沒有新聞」，接著再次登記入住，把行李擺進房間，然後經過走廊去了二○四房。我敲門後，維農把門打開。就他自己一個人，而且顯然一直在看報紙——床上的紅綠白各色紙張堆了一沓。雪茄的煙霧讓房間蒙上了一層灰藍色。
這位地方檢察官已到了而立之年，眸色深暗，下巴高高地昂著，比它本來應有的模樣要凸出得多。他講話的時候牙齒全露，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對名利的執著。他輕快地握了握我的手，說道：「真高興看到你回來。請進。坐吧。有什麼新進展嗎？」
「科登把我的話轉告你了？」
「嗯。」維農在我面前擺了個姿勢，兩手插進口袋，雙腿岔開，「你看事態有多嚴重？」
「我建議安德魯把錢準備好，他不願意。柯林森家的人願意。」
「他們願意。」他說，像是在確認我的猜想，「還有呢？」他依然咧著嘴，牙齒還是露在外面。
「信在這兒，」我交給他，「菲茨斯蒂芬早上會來。」
他用力點頭，拿著信湊向光線，仔仔細細地檢查起信紙信封。完事以後，他輕蔑地把信扔到桌上。
「明顯是偽造的筆跡。」他表示，「那麼，具體地講，這個菲茨斯蒂芬——他是叫這名字嗎？——是怎麼說的？」
我逐字逐句地告訴了他。講完以後，他兩排牙齒咔嚓一聲合到一起，然後轉向電話，要某個人轉告芬尼，他——地檢官維農先生——希望馬上會面。十分鐘後，警長走了進來，一邊捋著棕色大八字鬍上的雨水。
維農用拇指沖我一指，命令道：「跟他講。」
我重複了一遍菲茨斯蒂芬對我的說辭。警長聽得極為專心，紅潤的臉龐漲得發紫，呼吸粗重。等我說完最後一個字，地檢官馬上就打了個響指。
「很好。他說電話打去的時候，公寓里有別人在場。把他們的名字記下來。他還聲稱自己在周末去了羅斯區，找那個——叫什麼來著，拉爾夫·科曼吧？很好。警長，把這些全都查清楚，看看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把菲茨斯蒂芬給我的名字和地址告訴了警長。芬尼一一寫在洗衣單的背面，然後氣喘吁吁地出了門，準備發動郡政府的犯罪偵察機構。
維農沒話跟我講。我留下他獨自看報，自己走下樓去。娘娘腔的守夜人示意我到櫃檯，然後說：「桑托斯先生要我告訴你，他今晚在房裡待命。」
我謝了他，上樓去了桑托斯的房間。他跟另外三個記者，還有一個攝影師在一起，正玩著梭哈紙牌戲。到了十二點半，贏了十六美金的時候，我被叫到電話旁，聽到地檢官咄咄逼人的聲音。
「你能立刻到我房裡嗎？」
「可以。」我拎起帽子和外套，告訴桑托斯，「換現金給我。有個重要電話。每次稍微贏了點兒我就要接到這麼一通。」
「是維農？」他數著我的籌碼問道。
「沒錯。」
「一定沒什麼要緊的，」他揶揄道，「要不他會把這個紅毛的也叫過去，」他朝攝影師一點頭，「這樣明天的讀者才看得到他躊躇滿志的模樣。」
科登、芬尼跟羅力都在地檢官房裡。科登中等身材，一張圓胖乏味的臉孔，下巴上有個肉窩，穿著黑色橡皮靴、長雨衣，戴了頂帽子，全都淋濕了，又泥濘不堪。他站在房間正中，一雙圓眼裡帶著頗為自滿的神氣。芬尼跨坐在一把椅子上，捻著自己的八字鬍，紅臉上帶著慍怒。羅力站在他旁邊卷著煙，看上去與平素一樣和氣。
維農把門在我身後關上，怒氣沖沖地說：「科登認為他有了新發現。他覺得——」
科登挺直了胸走上前去，插話道：「我不是覺得。我他媽的相當清楚——」
維農沖著執法官和我打了個響指，厲聲說道：「廢話少說，我們過去看看。」
我回房拿了雨衣、槍和手電筒。我們走下樓，爬上一部滿是泥點的車。科登開車，維農坐在他旁邊，其他人全在後頭。雨水打在車頂和窗帘上，水滴從罅隙漏進來。
「在這麼個見鬼的天里亂闖。」警長惡聲惡氣地說，一面偏過頭躲著水滴。
「迪克真該行行好，只管他自己那檔子事。」羅力附和道，「不在克薩達發生的事跟他有什麼關係啊？」
「他要是多用點心在克薩達的話，就不用擔心海濱那一塊了。」芬尼接過話頭，然後跟他的副手一起陰笑。
不管這對話的重點在什麼，我都毫無概念。於是我問：「他搞什麼呢？」
「沒什麼，」警長告訴我，「等下你就知道什麼都沒有。然後，老天在上，我就要讓他知道我的厲害！搞不懂維農是怎麼了，有什麼值得在意的！」
這話我也毫無頭緒。我從窗帘縫裡望出去，雨水和黑暗模糊了視野，但我清楚我們是在朝東街的某個地點行駛。一路上糟透了——潮濕、吵鬧、顛簸不平。最後，車停在某個跟我們先前經過的路段一樣黑暗、潮濕又泥濘的地方。
科登關上車燈走出去，其餘的人跟上，在齊腳踝的泥濘里踉蹌著跋涉。
「真他媽夠了。」警長抱怨道。
維農想說點兒什麼，但執法官已經沿著路往前走遠了。我們沉重而緩慢地跟從，靠踩著爛泥的腳步聲而非視線來維持著彼此的聯繫。天色漆黑。
沒多久我們就離開主道，掙扎著翻過一道金屬絲擰成的高柵欄，接下來腳下踩的不再是泥濘，而是滑溜的青草。我們爬上一座小山，風雨交織著劈面刮來。警長氣喘吁吁，而我在流汗。我們爬到丘頂，然後從另一頭下去，前方響起了海濤拍打岸邊的沙沙聲。斜坡變得更加崎嶇，卵石開始從雜草中凸現。科登滑倒過一次，跪到地上的時候絆到了維農，他趕緊抓我一把穩住。警長的喘氣現在聽來像是呻吟了。我們拐向左邊，排成一字前行，而浪聲就在耳邊。然後我們再次左拐，爬上一處斜坡，停在一方低矮無牆的遮棚底下——木製的屋頂，被十幾根柱子撐著。一座更大的建築出現在我們眼前，在幾近墨色的穹隆之下凝成一抹黑影。
科登悄悄地說：「等我先看看他的車在不在。」
他走開了。警長吐了口氣，怨聲道：「這一路走得真他媽費勁！」羅力也嘆了口氣。
執法官喜氣洋洋地回來了。
「車子不在，所以他應該不在。」他說，「來吧，反正也可以避避雨。」
我們跟隨他沿著樹叢間的泥濘小徑走向那幢黑糊糊的房子，登上後廊。我們站在那裡，等著他把窗戶撬開，翻身進去打開門鎖。我們這才頭一回把帶來的手電筒打亮，照見一間整潔的小廚房。我們進去，弄得地板一片泥濘。
科登是小組裡唯一還有興緻的成員。他的表情，從帽檐之下到有酒窩的下巴，活脫脫像個就要掀開高潮、帶給大家驚喜的主持人。維農面色狐疑地看著他，芬尼一臉嫌惡，羅力面色冷漠，而我因為不清楚此行目的，所以當然是滿心好奇。
結果發現原來我們是來搜屋的。我們這麼做了——至少科登在干，其他人只是假裝在旁邊幫忙。房子很小，一樓除了廚房就一個房間，而樓上只有間還沒裝潢的卧室。我看見抽屜里的雜貨賬單和稅單，才知道屋主是哈維·惠登——就是那個看見加布麗埃爾·柯林森和陌生人開走克萊斯勒的、人高馬大、慢條斯理的惠登。
我們在一樓毫無收穫，於是去了樓上。在那兒倒弄了十分鐘以後，我們有了發現。從床板和床墊中間，羅力抽出了一個用白色麻布裹住的小扁包。
科登正抬著床墊讓警長檢查下面，眼下他鬆了手，擠過來跟著我們圍觀羅力發現的包裹。維農從副警長手裡拿了過去，擺在床上攤開。麻布里有一包髮夾、一條白色花邊手帕、一把刻著G.D.L.的銀色發梳，還有一雙女人戴的小巧的黑色羊皮手套。
我比其他人都要來得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