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尼警長很胖，臉色紅潤，棕色的小鬍子很濃。公訴人維農則是一臉精明、爭強好勝、一心求名。這兩人從郡政府趕來，聽著我們講完，看過周圍，然後同意了羅力的觀點：是加布麗埃爾·柯林森殺了她的丈夫。迪克·科登執法官——一個四十幾歲的男人，愚蠢卻又自負——從舊金山回來後，補投了一張贊成票。法醫和驗屍陪審員也達成了一致，只不過從官方角度他們還是得循例表示「兇手為一人或數人，身份不明」，並提議對女孩進行調查。
柯林森的死亡時間被認定為星期五晚上八點到九點之間。他身上除了摔傷以外再沒有其他傷痕；在他房裡找到的手槍已被證實為他所有，槍上沒有指紋。我覺得某些郡府官員八成懷疑我動了手腳，但沒人明著說出來。瑪麗·努涅斯則一口咬定了感冒病休的說辭，她有一窩子墨西哥人幫腔作證。對這個說法，我可想不出辦法揪出漏洞。我們也追查不到惠登見過的人。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貝克家，毫無收穫。執法官的太太是個嬌弱的年輕女人，嬌弱美麗，性情賢淑。她在電報局工作，說柯林森是在星期五的早上發電報給我的。據她所說，柯林森的臉色蒼白、全身發抖、眼睛充血、眼眶烏青。她還以為他喝醉了，但沒聞到酒氣。
柯林森的父親和哥哥從舊金山趕來。父親赫伯特·柯林森塊頭很大，沉穩內斂，掌握著太平洋沿岸的木材生意，看起來似乎能夠隨心所欲地掙大錢。勞倫斯·柯林森比他死去的弟弟要大一兩歲，樣貌也很相似。這一對柯林森都很謹慎，言辭中沒有任何內容暗示他們認為加布麗埃爾得對埃里克的死負責，但毫無疑問，他們一定是這麼想的。
「放手干吧，追根究底。」赫伯特·柯林森靜靜地對我說。他成了第四個找我們社裡偵查加布麗埃爾的客戶。
麥迪遜·安德魯從舊金山趕了過來，和我在我旅館的房間約談。他坐在窗戶旁邊的椅子上，從一塊黃色板煙上切了塊煙草塞進嘴裡，然後說柯林森是自殺的。
我坐在床沿上，點上一根法帝瑪煙，然後反駁他：「要他是自願跳下去的話，可不會把灌木叢連根一道拖下去。」
「那就是意外啦。那條路天黑去走很危險的。」
「我已經不相信意外了。」我說，「他發了封求救電報給我。此外，他房裡還開過槍。」
他上身前傾，眼神堅硬而機警，大有律師盤查證人的架勢。
「你覺得加布麗埃爾得為此負責？」
我說我對此持保留意見，然後說：「他是被謀殺的。至於殺他的人——我兩個星期前就跟你講過，關於那個該死的詛咒我們還沒完事，可要搞清楚，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那廟宇的底細揭開。」
「對，我記得。」他說，表情里有一點揶揄，「你的理論是：她父母的死跟她在哈爾頓家惹的麻煩有關。不過我也記得，你當初也搞不清有什麼聯繫。你不覺得這個缺陷好像讓你的理論有點——呃，怎麼說呢——不切實際？」
「是嗎？她父親、繼母、醫生和丈夫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一個接一個地死掉；她的貼身女傭又因為謀殺罪坐牢。都是跟她最親的人。這不像是被刻意安排的嗎？而且——」我朝他一咧嘴，「你敢說事情不會發展下去？要真是那樣的話，你不就是她下一個最親的人嗎？」
「簡直無理取鬧！」這下他可真的惱了，「我們清楚她雙親的死亡和里斯的死兩者之間根本扯不上關係。對里斯命案負責的人不是死了就在牢里，沒別的可能嘛。明明白白沒牽連的事你硬要說有，這簡直荒謬！」
「我們並不清楚。」我堅持道，「我們其實只知道那中間的關聯還沒找到。發生了這些事，得利——或者有可能得利的，會是誰？」
「據我所知，沒有半個人。」
「要是她死了呢？財產歸誰？」
「不清楚。英國或者法國應該有什麼遠親吧，我猜。」
「這對我們沒什麼幫助。」我哼了一聲，「總之，根本沒人想要殺她。喪命的全是她的朋友。」
律師先生皺著臉，酸溜溜地提醒我，在沒找到她之前，說沒人想要殺她——不管殺沒殺成——都未免為時過早。這一點我倒是沒辦法和他爭。對她的追查依然只到那棵截下了克萊斯勒的桉樹為止。
安德魯走之前，我勸了他一句：「不管你怎麼想，沒必要冒無謂的險吧。這裡或許真有什麼密謀，而你搞不好就是黑名單的下一個，小心點兒總沒錯。」
他沒謝我。他不快地表示，顯然我覺得他該雇個私人偵探護身。
麥迪遜·安德魯懸賞了一千美元給為女孩的下落提供有力情報的人。赫伯特·柯林森補了一千美元；而如果殺死他兒子的兇手被捕認罪，他還願意再多出兩千五百美元。郡上有一半的人熱血沸騰。不管走到哪兒，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原野、小徑、山丘和山谷或走或爬，專心尋找著線索，林子里的外行偵探可能要比樹還多。
她的照片已經被分發張貼到各處。從聖地亞哥到溫哥華，各大報紙都給足了我們面子，竭盡手段將這件事炒得沸沸揚揚。所有舊金山和洛杉磯的大陸偵探社探員，只要是有可能推遲其他工作的，都在忙著偵察克薩達的所有出路，到處搜獵、盤問，並且無功而返。電台的播報員也幫了忙。各地警察和本社所有的分社都騷動不已。
而到了星期一，所有的喧囂都沒有結果。
我在星期一的下午回到了舊金山，把我的麻煩全數告訴了老頭子。他禮貌地傾聽，像是聽著什麼與己無關、還算有趣的故事，笑容高深莫測。然後，他不但沒給我建議，還和藹可親地表示，他認為我最終一定會圓滿完成工作的。
接著，他告訴我菲茨斯蒂芬打過電話，想聯絡上我。「有可能很重要。要是我沒跟他說你會來的話，他一定會找到克薩達去。」
我撥了菲茨斯蒂芬的號碼。
「過來，」他說，「我有些線索，雖然不清楚它是解謎的關鍵還是又一層謎題，但的確很重要。」
我搭著電纜車上了諾比丘，不到十五分鐘就在他公寓里了。
「好了，說吧。」坐在他那堆滿書報雜誌紙張的客廳里時，我開口道。
「有加布麗埃爾的線索嗎？」他問。
「沒有。但你還是得把線索講出來。別給我來什麼文學性高潮，我是個糙人，那一套只能讓我笑到肚子疼。有話直說就成。」
「你這人就是這樣。」他說，想裝出一副失望憤恨的樣子，不過沒成功，因為他正暗自為什麼事興奮不已，「有人，是個男的，星期六打電話給我，在凌晨一點半。『是菲茨斯蒂芬先生嗎？』他問。『是啊。』我回答。然後那聲音就說：『聽好，是我殺了他。』他就是那麼說的。我一個字也沒改，只是他講話不太清楚。線上很多雜音，而且聲音聽來好像很遙遠。
「我不知道對方是誰，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殺了誰？你哪位？』我問。他的回答我只聽懂一個『錢』字。他說了個什麼跟錢有關的事，重複了好幾次，可我只聽懂那個字。當時我有客人——馬誇德夫婦、羅拉·喬因斯跟一個她帶來的男伴、泰德跟蘇·凡斯拉克——我們正在搞文學大競技。我當時剛想說個俏皮話——如果甘博算得上浪漫主義者的話，木馬就是特洛伊人造的 ——可不想讓被個喝醉了的怪人用電話敗了興頭。他說什麼我根本摸不著頭腦，所以我就掛了電話，回頭招呼客人去了。
「直到昨天早上我看到柯林森命案的消息，才想到那段談話可能有些深意。那時我人在科曼家，北邊的羅斯區。我星期六早上過去度周末，然後總算找到了拉爾夫。」他微微一笑，「我折騰得太厲害，他今早是歡天喜地送我離開的。」他又嚴肅了起來，「其實就算知道柯林森死了，我也沒覺得那通電話有什麼要緊，因為實在很荒謬。不過我當然是打算跟你說一下的。而且你瞧——今早回家的時候，我在信箱里看到這個。」
他從口袋掏出信封，輕飄飄地朝我丟過來。這種白亮的廉價信封到處都買得到。信封的四角泛黑起皺，好像在口袋裡揣過一陣子。菲茨斯蒂芬的名字跟地址用印刷體寫在上面，用的是硬頭鉛筆，寫得爛透了——但也有可能是刻意誤導。上面蓋著舊金山的郵戳，時間是星期六早上九點。裡面有一張臟污褶皺的棕色包裝紙，只寫了一句話，是跟地址一樣，用鉛筆印刷體亂糟糟地寫的。
不管是誰想要卡特太太
一萬元即可成交
沒有日期，沒有稱呼，也沒有簽名。
「星期六早上七點的時候還有人看到她一個人開著車呢。」我說，「這封信是從離這兒八十英里外的地方寄的，還帶著九點的郵戳——應該是早上第一批送出去的。光這一點就夠離譜的了。不過更好笑的是信竟然寄給你，而不是寄給負責她案件的安德魯，也不是她有錢的公公。」
「是好笑，但其實也不然。」菲茨斯蒂芬答道。他清瘦的臉孔洋溢著熱情，「這搞不好就是一線曙光。你知道，我去年春天在克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