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姆西公園，」亨麗埃塔·泰勒小姐說，「是狂濤怒海里的一片綠洲，是莎士比亞警告過我們的人世禍殃中的避風港。」她的嘴唇間透出一聲嘆息，是那種思考過狂濤怒海里的一片綠洲後的嘆息。「年輕人，」她說，「如果沒有這片上蒼賜福的綠洲，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還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哪。」
上蒼賜福的綠洲是一座位於曼哈頓東二十幾街的私人公園。公園有柵欄圍繞，那是七八英尺高的黑色鑄鐵柵欄。鎖上的大門謝絕沒有法定權利入內的人士。只有那些住在公園周圍，而且付了公園年度維護費的人，才能分配到可以打開鐵門的鑰匙。
此刻和我並排坐在綠色長凳上的亨麗埃塔·泰勒小姐便有這樣一把鑰匙。我們坐在一起的大約十五分鐘里，她已經告訴了我她的名字，還有她大半生的歷史。假以時間，我很肯定她會告訴我她出生後發生在紐約的所有事情——而據我推算，這應該是拿破崙在滑鐵盧慘敗後的一兩年。亨麗埃塔小姐是個討人喜愛的老太太——她的確是，而且她還戴了頂有面紗的可愛的小帽子。我奶奶以前就老愛戴有面紗的小帽子，這玩意兒時下已不多見。
「沒有狗，」亨麗埃塔小姐正在說，「公園不允許狗進來，我實在太高興了。城裡就剩這個地方可以不用邊走邊看著腳底下的人行道。討人厭的動物哪，隨處拉撒髒東西。貓就講究多了，不是嗎？倒也不是說我希望腳下就有一隻。我一直不明白大家為什麼非把動物引到家裡不可，我可連皮大衣都不想要。那種東西就應該留在林子里它們該待的地方嘛。」
我很確定亨麗埃塔小姐不會對陌生人這樣講話。不過陌生人就和狗一樣，在格拉姆西公園裡是找不到的。能在公園就表示我這個人正直可敬，表示我冇高薪職業或者穩定收入，表示我是「我們」的一員，而非「他們」。我的衣服當然也是刻意挑選的，以強化這個形象。西裝是深灰和淺灰格子紋的熱帶毛紗料。襯衫是淺藍色的，配上附有紐扣的中號領子。領帶的底色是海軍藍，上面划過銀色和天藍色的條紋。我腳邊的公事箱是可可色的超級亮皮輕便款式，花了某人很大一筆錢。
總的看來，我像是在無聊的辦公室里忙完一天，然後跑到公園透透氣的單身漢。也許我先前在哪兒喝過一杯馬提尼提了提神。這會兒我是在溫煦的九月傍晚透透氣，準備待會兒快步同家，回到我那設備齊全的公寓，往微波爐里扔一份電視晚餐，喝上一兩罐啤酒，然後在電視上觀賞大都會隊險勝客隊。
呃，倒也不全是這樣，亨麗埃塔小姐。
沒有忙一天，沒有無聊的辦公室；沒有馬提尼，因為準備上工前我連瓶塞的味道都不讓自己聞一下。我寒酸的公寓里既沒有微波爐，也沒有電視晚餐，而且自從大都會隊把西弗賣給別的隊以後，我就不再看他們比賽。我的公寓在上城西區，離格拉姆西公園幾英里之遙，我也沒為超級亮皮公事箱付出半分錢，那是幾個月前我擅自拿走一位出門在外的紳士的錢幣收藏時順手牽羊得來的。我很確定這個公事箱花了他很大一筆錢，而且上帝也知道，我拎著它踏著華爾茲步出門時，那裡面可是塞滿了錢幣。
怎麼，我連進公園的鑰匙都沒有？我是用了靈巧的德國回爐鋼片。大門上的鎖好開得驚人。奇怪，怎麼就沒有其他人偷偷開門進來，享受一個小時沒有狗、沒有陌生人的清靜時光。
「繞著公園一個勁地跑，」亨麗埃塔小姐說，「這會兒那邊就有一個。你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她說的那個傢伙大概和我年齡差不多，三十四五歲，不過頭髮掉了大半，也許就是跑步跑掉的。他這會兒正在跑，或者是慢跑，總之是在動。
「這種人你早也看到晚也看到，冬天夏天都跑個沒完。冷天他們就穿那樣的一套，我想是所謂運動服吧。灰濛濛的，一點都不好看。今晚暖和些他們就穿棉質襯衣。你說那樣健康嗎？」
「要不他們幹嗎要跑？」
亨麗埃塔小姐點點頭。「不過我沒法相信這樣對人有益，」她說，「看起來不舒服。你不幹這種事的，對吧？」
「每隔一陣我是會想到這事說不定真的能健身。不過我通常都吃兩顆阿司匹林躺下來，這個念頭一會兒就飛走了。」
「明智之舉，我想。不說別的，看起來就可笑嘛，那麼可笑的事怎麼可能對人有益。」她的嘴唇間又一次溜出嘆息，「幸好至少他們只能在公園外面跑，不能在公園裡面。對這點我們要心存感激。」
「就像狗一樣。」
她看著我，眼睛在面紗後面發光。「怎麼，對啊，」她說，「就是像狗一樣。」
七點三十分，亨麗埃塔小姐微微打起瞌睡來，慢跑的人也跑到別處去了。說得更確切些，一名留了及肩長發、穿著印花上衣和小麥色牛仔褲的女子已經走下西城格拉姆西公園十七號前面的石階，看了看手錶，然後朝二十一街的轉角走去。十五分鐘過去了，她還沒回來。除非這幢建築里有兩名符合上述描述的女人，否則她應該就是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著名牙醫克雷格·謝爾德里克的前妻。要是她已經出了她的公寓，那就輪到我進去了。
我走出公園——這不需要鑰匙或德國回爐鋼片就能辦到——穿過街道，手裡提著公事箱，爬上十七號的台階。樓有四層高，是希臘復興派建築中的代表作，建於十九世紀初。依我看，原先四樓只住一戶人家，全家的雜物和舊報紙都堆在地下室。可是由於生活水準日益下降——這話我敢說亨麗埃塔小姐也同意——現在每層都住著不同的人家。我研究了一下玄關處的四個門鈴，略過標著亞門、波洛克和拉芬威爾的那幾個——這三個名字合起來，倒挺像專門設計工業公園的建築師事務所——按了按標著謝爾德里克的鈴，走進去。
用的是鑰匙。「那婊子換了鎖，」克雷格告訴我，「不過她要是換掉樓下那把鎖，鄰居肯定會罵死她。」這把鑰匙是省了我幾分鐘時間，因為那鎖還挺像個樣。我把鑰匙放進口袋，走向電梯。不過電梯里有人，梯籠正朝我降下。我可不太想看到亞門或波洛克——拉芬威爾住在一樓——然後又想到電梯裡面有可能就是門房，他剛上屋頂花園澆完水，這會兒正要回到樓下。也罷，我沿著走廊繼續往前，走到了樓梯處，爬上兩段鋪了地毯的樓梯，來到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的門前。我按了兩下門鈴，聽著裡面的叮噹聲，又敲了幾下門——完全是為了保險起見。然後我把耳朵貼在門上，聽了一會兒之後便移開耳朵準備開工。
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的門有兩道——而非一道——新鎖，都是雷布森牌。雷布森是沒話說的好鎖，而且其中一道還附加了他們新出的防盜滾筒裝置。這玩意兒不像他們廣告說的那樣防盜，不過也不是一盤碎豬肝，所以我還是花了一番工夫才解決它。要不是我家裡有一對跟它一樣的鎖，時間怕要耗得更久。一道在客廳，我可以邊聽唱片邊練習閉著眼開鎖，另一道就在我家的前門上，好防範沒我用功的小偷入侵。
我開了鎖走進去，當然這回是睜著眼做的。在把身後的門關上以前，我先把公寓巡視了一番。以前有那麼一次，就因為我懶，結果後來才發現那公寓里有具屍體，那情形可真讓我窘得無地自容。經驗確實是好老師，因為我們真的會記住它的教訓。
沒有死人，而且除了我以外也沒有活人。我退回去把兩道鎖都鎖上，砰的一聲把公事箱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玫瑰木鴛鴦椅上，兩手滑進綳得緊緊的純橡膠手套，然後開始行動。
我玩的這遊戲名叫尋寶。「我可真想親眼看著你把那地方剝得只剩光禿禿的四面牆。」克雷格這麼說過，而我現在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他的心愿。看來這裡不只有四面牆——我走進客廳、設備齊全的飯廳、一間大卧室、一間裝潢成兼做電視房的小卧室，外加一間廚房。廚房裡有一面假磚牆和一面真磚牆，以及眾多掛在鐵鉤上的銅製深鍋和淺鍋。廚房是我的最愛。卧室很庸俗，偏偏又裝飾成一副潔白無瑕的樣子。小卧室到處是稜角，刻板乏味，客廳則是個大雜燴，展示了幾世紀以來各種品位糟糕的樣本。我就從廚房開始，在冰箱門的奶油隔板上找到了六百美元。
說起找東西，翻冰箱應該錯不了。會把錢放在廚房的人可真多得嚇人，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把錢塞進冰箱。冷錢，我想著。不過我撈到六百靠的可不是平均數遊戲。我有內線消息。
「那女人的錢都放在冰箱里，」克雷格告訴過我，「通常總有幾百放在奶油隔板上。麵包 和奶油放在一起。」
「聰明。」
「可不是嗎，她以前總把大麻藏在茶罐里。要是她住在有草坪的房子里，八成會把錢和大麻種子放在一塊兒。」
我沒檢查茶罐，所以不知道裡面是什麼茶。我把現金放進皮夾，回到客廳試試書桌。右邊最上層抽屜里也有錢，最多兩百，都是五美元、十美元和二十美元面額的。沒什麼好興奮的，不過我還是興奮起來了，因為只要把自己放進別人的住處，我就會渾身發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