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害人不淺
加拿大有個規模很大的物理學生協會，經常召開會議、發表論文等。有一次，溫哥華分會想請我去和他們談談話。
負責安排這次活動的女孩跟我的秘書聯繫好，沒知會我就老遠飛到洛杉磯來，直接走進我的辦公室。她是個俏皮漂亮的金髮女孩（這點對事情很有幫助，理論上不應該造成差別的，但事實上卻有影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溫哥華的學生出錢促成了整件事情，他們在溫哥華對我招待得很周到。於是，我知道要發表演講，同時又享受到樂趣的秘訣了：等學生來邀請你。
在我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幾年，有一次，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請我去演講。我說：「我很樂意去，但我只想對物理社的學生演講，因為——我不想太沒禮貌——從過去經驗，我知道會有麻煩。」
我告訴他們，過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學跟他們談相對論之類的東西。但是拿了諾貝爾獎之後，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像往常一樣跑到這所中學演講，卻有300 個學生擠在那裡，結果一團混亂！
諾貝爾獎後遺症
我有三四次這種受驚的經驗，像個白痴一樣，一時之間無法意會過來。當伯克利大學邀請我去做物理演講時，我準備了一些頗為專門的題材，預期聽眾都是物理系學生。
但是等我到達會場時，發現偌大的演講廳里擠滿了人！事實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講內容的人不可能擠得滿一個演講廳的！我的問題是，我總是希望能讓聽演講的人開心，但是如果每個人再加上他們的兄弟姊妹都跑來聽，我就沒轍了，因為我不知道究竟來了些什麼人！
學生明白我沒法簡簡單單地跑到一家學校，跟物理社的學生演講後，我說：「我們來想一個很沉悶的題目，取個很沉悶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對物理有興趣的學生才會來的，這才是我們想要的聽眾，好不好？你們不要大做宣傳。」
於是，校園裡貼了幾張海報：「華盛頓大學華倫教授將於5月17日下午3點於D102教室，發表質子結構的演講。」
等我上台後，我說：「華倫教授臨時有事沒法來演講，所以他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來談談這個題目。剛巧我對這個題目也稍微作過一些研究，所以我就來了。」簡直是天衣無縫。
但是不知怎的，這個社團的輔導老師發現了我們玩的把戲，大發雷霆。他對學生說：「你們知道嗎？如果大家知道費曼教授要來，很多人都會想來聽他演講。」
學生解釋：「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那樣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為光火，因為他事前對這個玩笑竟然毫無所悉。
知道那些學生碰上了這麼多麻煩，我決定寫信給那位教授，向他解釋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要求他們依我的安排，否則我不肯演講，是我叫學生不要告訴任何人，我說我很抱歉，請原諒我等等。這就是我得了那該死的獎之後，所要忍受的麻煩事！
去年阿拉斯加大學的學生邀請我去演講，除了地方電視台的訪問之外，整個過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採訪，那沒有什麼意思。我來是要對物理系學生演講，僅此而已，如果城裡每個人都想知道我講了些什麼，學校報紙刊登報道就夠了——我得了個諾貝爾獎，大家還是必須來採訪我這個大人物的，對不對？
我有個很有錢的朋友，他提到這些捐錢設立獎金或贊助演講的人時說，「小心觀察，看看他們到底做過什麼違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這來減輕罪惡感。」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寫一本叫《諾貝爾的另一個錯誤》的書。
可否不領獎？
有很多年，每逢諾貝爾獎揭曉的日子快到時，我也會注意一下誰可能得獎。但一段日子之後，我連諾貝爾獎「季節」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在清晨3點半或4點鐘打電話給我。
「費曼教授嗎？」
「嘿！為什麼這時候打電話來煩我？」
「我想你會很高興知道你得了諾貝爾獎。」
「是，但我在睡覺！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來告訴我，不是更好嗎？」我把電話掛斷。
太太問：「那是誰呀？」
「他們說我得了諾貝爾獎。」
「唉，理查德，到底是誰呀？」我常開玩笑，所以她學聰明了，從不上當，但是這回被我逮著了。
電話又響了：「費曼教授，你有沒有聽說……」
極失望地說：「有。」
然後我開始想：「我要怎麼樣才能把這一切就此打住？
我不要這些麻煩事！」第一件事是拔掉電話線，因為電話一通接一通進來。我想回去睡覺，但發覺再也睡不著了。
我下樓到書房去想：我要怎麼辦？也許我不要接受這個獎了。然後會發生什麼事？也許根本不可能那樣做。我把電話重新接好，電話鈴聲立刻響起，是《時代周刊》的記者。我告訴他：「聽著，我有麻煩了，所以你不要公開下面這段話。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擺脫這些事情，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不去接受這個獎？」
他說：「先生，我恐怕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會比你乖乖領獎惹來更多麻煩。」顯然如此。我們談了十幾二十分鐘，內容還蠻精彩的，他後來也沒有把這一段披露出來。
我向這位記者道謝，把電話掛斷。電話立刻又響起，是報社記者。
「好的，你可以來我家，沒關係，好的，好的……」
其中有一通電話是瑞典領事館打來的，他打算在洛杉磯辦一場招待會。
我覺得既然決定領獎，就得忍受這些麻煩了。
領事說：「列一張你想邀請的貴賓名單，我們也會列一張貴賓名單，然後我會到你的辦公室去比對兩張名單，看看有沒有重複，然後再擬定邀請名單……」
青蛙儀式
於是我擬了一張名單，大約有８個人——住在我對街的鄰居、我的藝術家朋友左賜恩等等。
領事帶著他的名單來我的辦公室：加州州長、這個長、那個長、石油大亨、某女演員——加起來有 300個人！不用說，兩份名單一點都沒重複！
然後，我開始有點緊張。一想到要和這些權貴顯要會面，就害怕。
領事看到我在擔心。「噢，別擔心，」他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會來。」
這下可好，我從來沒有安排過像這樣的宴會：邀請的來賓是你預期不會來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讓他們有幸受邀，同時又能拒邀，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時，我覺得懊惱極了。我打電話到瑞典領事館說：「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沒法忍受這個接待會。」
他很高興，說：「你說得對極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歸，他大概想的是「要為這獃子籌辦宴會，真是麻煩透了。」結果每個人都很開心：沒有人想來參加接待會，包括得獎的貴賓，主人更是樂得輕鬆了！
這段時間，我一直都有心理調適的困難。你知道，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父親一直對皇室和偽君子不以為然（他從事賣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樣一個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麼差別）。事實上，我一輩子都對這類事情冷嘲熱諷，因此我有很強烈的感覺，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覲見瑞典國王。我知道這很孩子氣，但是我的成長經驗就是如此，所以這會構成問題。
別人告訴我，瑞典有個規矩，就是領完獎以後，要從國王面前倒退著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轉身。於是我告訴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們！」於是我在樓梯練習倒退著跳上跳下，打算藉此顯示他們的規矩有多荒謬。我心情惡劣的很！當然，這種行為十分幼稚可笑。
後來，我發現規矩改了，領完獎後可以轉身，像個正常人一樣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興地發現，在瑞典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把皇家儀式當一回事。到了那兒我才發現，他們跟我站在同一陣線，例如，瑞典的學生會為每位諾貝爾獎得主舉行一些很特別的「青蛙儀式」。
當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後，你必須學青蛙叫。我年輕的時候，十分反文化。我父親有很多好書，其中一本是由希臘名劇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寫的古典希臘劇《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這本書，看到裡面有隻青蛙講話。書里寫的是：「布悅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會這樣叫的，這樣形容青蛙真是奇怪！」於是我自己試著那樣叫，試了幾次之後，發現這跟青蛙的叫聲確實很相似。
這很有用，後來在學生為諾貝爾獎得主舉行的儀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聲！而倒退著跳來跳去，在這時候也恰好派上用場。這部分我很喜歡，儀式也進行得十分順利。
頒獎前的煎熬
儘管玩得很高興，我卻一直有心理障礙。我擔心的是在國王的晚宴上要發表的謝詞。他們頒給你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