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就這樣選書？
二次大戰以後，物理學家經常被請到首府華盛頓，給各個政府單位提供意見；軍方尤其重視我們的建議。我猜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既然這些科學家能夠製造出像原子彈這麼重要的武器，那麼大概還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場。
我曾經被請去參加一個替陸軍評估武器的委員會，而我回信說，我只是一名理論物理的學者，對那些武器實在一竅不通。
陸軍居然回信說，根據過往經驗，理論物理學家在協助他們做決策方面，貢獻良多；所以可否請我再考慮一下？
我再寫信回去，說我實在什麼都不懂，懷疑自己到底能幫上些什麼忙。
最後我收到陸軍部長的信，建議一個折衷辦法：請我參加第一次會議，先聽聽看，再考慮我能否協助他們，要不要繼續參與其他活動。我當然說好吧，不然還能怎麼樣？
抵達華盛頓，第一件事是參加一個雞尾酒會，跟大家見個面。會上有很多將軍及軍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場面很令人愉快。
有個身穿軍服的傢伙跑來，跟我說軍方很高興物理學家也來參與建言，因為他們碰到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的坦克車油耗得很快，走不遠，因此問題是如何能一邊走、一邊加油。這位仁兄想到一個主意，物理學家既然有辦法從鈾里取得能量，那麼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麼坦克車只要在車底上裝個小鏟，一邊走一邊把泥沙弄起來當燃料就行了！他覺得這個主意棒極了，而我要做的，只不過是把細節設計出來便好了。於是我以為，第二天開會時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類問題。
到了會場，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會裡，介紹我認識一大堆人的傢伙就坐在我旁邊。看來他是軍方派來隨時盯著我的，坐在我另一邊的，是個以前聽說過的大將軍。
在第一節會議中，他們討論的是一些技術問題，我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但會議快結束時，他們開始討論跟後勤有關的問題，這我就真的一點也不懂了。這個問題的重點，是要決定在不同的時間，各個據點要存多少東西。雖然我拚命不開口，但當你跟這些「重要人物」圍坐在一起，討論這些「重要問題」時，就算你真的什麼也不懂，你還是不能不講話的。因此在這部分討論中，我也發表了些意見。
休息喝咖啡時，負責跟著我的傢伙說：「我很佩服你剛才在會議上說的東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貢獻。」
我停下來想我對後勤問題的「貢獻」，覺得連梅西百貨（Macys）公司負責採購聖誕貨物的職員，都要比我清楚怎樣處理那些問題。因此我下了結論：（一）如果我真有什麼貢獻，那純屬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貢獻，但大多數人會比我更強；（三）這些甜言蜜語應該足以讓我醒過來，看清楚自己沒能力作什麼貢獻的事實。
接下來，他們就在會議上決定，與其討論特定的技術事項，不如討論如何組織科學研究的問題（例如，科學研究到底應該隸屬於工兵團，還是軍需處？）。我卻覺得，如果我還希望能有什麼真正貢獻的話，就只有在討論一些特定技術事項上，而不是陸軍組織研究。
一直到那時候，我都沒有讓會議主席——也就是最初堅持要請我來的大人物——察覺我對這些狀況的感覺。當我們各自收拾公事包、準備離開時，他笑容滿面地對我說：
「那麼，你會參加我們的下一次會議了……」
「不，我不會。」他的臉突然變了，他很意外我在「貢獻」了那麼多之後，說不。
到了６０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還在擔任政府的顧問，而我完全不覺得在這方面有任何社會責任。我儘力抗拒華府方面的邀請，這樣做在當時來說，還真需要一點勇氣！
為學生選書
那時候，我教大學一年級的物理課。有一次下課後，我的助理哈維說：「你應該看看小學數學課本的樣子！我女兒帶回家的東西和想法，實在荒謬！」
我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是帕沙迪納一位很有名的律師諾里斯（Norris）先生。那時，他是加州州政府課程委員會的一員；委員會的任務是替加州挑選新的中小學教科書。由於加州法律規定，所有公立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都必須由加州教育部來挑選；於是他們設立起委員會，幫忙看書以及提供意見，好讓他們決定要挑哪些書。
剛好在那時候，許多教科書都在使用一種新方法來教算術，他們稱之為「新數學」。由於平常幫忙看書的都是學校老師或者行政人員，因此他們覺得這次應該找些平常將數學應用在科學上的、知道學數學到底能做什麼的人，來幫忙評估課本。
我大概是因為長期拒絕跟政府合作，而產生罪惡感——我居然答應參加他們的委員會！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們的電話。他們說的都是「很高興知道您是委員之一，我們確實希望委員會內有真正的科學家……」，以及「委員會網羅到真正的科學家，實在太好了，因為敝公司的書都是十分科學的……」。可是他們也會說：「我們希望能跟您說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書的內容……」和「我們願意提供任何協助，以方便您審核敝公司的課本……」——我覺得那有點神經病。我是個講求客觀的科學家，而由於到最後，學校的學生得到的只是課本（老師得到的是老師手冊，我也會審核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說明都只會混淆視聽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談話，而總是回答說：「你不需要說明了，我相信你們的課本就已經能夠說明一切。」
事實上，我代表的是某個區域，包括了洛杉磯地區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磯市本身。代表洛杉磯市的是一位很親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懷特豪斯太太，她來自洛城的學校體系。諾里斯先生要我跟她會晤，了解一下委員會做過些什麼以及如何運作。
懷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訴我，他們下次會議中將要討論的事情（他們早已開過一次會了，我是後來才被選進委員會的）。「他們將要討論數數字。」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我稱為整數的東西。他們什麼東西都有個與眾不同的名字，於是打從一開始，我就有麻煩了。
她告訴我，其他委員通常是怎樣評核新課本的。他們每種書都拿很多樣本，送給自己區域的老師以及行政人員，然後搜集大家對這些書本的意見。由於我不認識什麼中小學老師或行政人員，再加上我覺得自己就可以判斷課本到底好還是不好，因此我決定自己來看所有的書。另一方面，在我那區，有些人預期會被邀請參與評書工作以及提供意見。懷特豪斯太太提議將這些人的意見跟她的報告一起送上去，好讓他們覺得舒服點，那樣我也不用擔心他們的不滿和抱怨。他們對這個作法確實很滿意，我也沒惹什麼麻煩。
評審書籍火山爆發
幾天之後，負責課本收發的職員打電話給我說：「費曼先生，我們已準備好把書送過來給你了，一共是 300磅重的書。」我嚇了一大跳。
「沒關係，費曼先生，我們會找人來幫你看書。」
我搞不懂你怎麼能那麼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麼能找人代你看書？我在地下室書房裡弄了個書櫃，專門用來放這些課本（書疊起來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準備下次開會時討論。我們將會從小學課本開始討論。
這個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後來我太太說，這段時間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頂上一般。安靜一陣之後，突然會「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發了。
火山爆發的原因是那些書都太糟了。它們全都是敗絮其中，急就章印出來的。有時候他們想力求嚴謹些，卻用了些「差不多」正確的例子（像用路上車子來介紹「集」
的觀念），然而其實那牽涉到許多蠻奧妙的想法。此外，定義不夠精確，所有東西都有點含糊不清，模稜兩可——他們根本不夠聰明，而且不知道什麼叫「嚴謹」。他們都在騙人，都在教一些連自己也搞不懂的東西；而事實上，這些東西對那些小孩來說，學來也沒什麼用。
我很清楚他們的意圖。那時候，自從蘇聯發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之後， 很多人覺得我們科技落後了，於是就請數學家提供意見，看怎樣用些有趣、近代的數學觀念來教數學。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覺得數學枯燥無味的學生提高興趣。
讓我舉個例子：他們討論數字的不同進位法——五進法、六進位制等——介紹各種可能。如果學生已經明白十進位的話，那麼討論其他進位法還說得過去，這可讓他腦袋輕鬆一下。可是在這些課本里，他們把這轉變成每個小孩都要學會的進位法！於是就出現了這類令人望而生畏的習題：「把這些以７為基底的數字改寫為以５為基底的數字」。把數字從一種進位制轉換到另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