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聰明，真笨蛋
５０年代初期，我曾經短暫地害過一種中年人的通病：
我到處做關於科學哲學的演講——像科學如何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觀、賦予人類很多機會及力量等等。可是問題是，看看那時剛出爐不久的原子彈，大家就應該想想，讓人類具備這麼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還是壞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學和宗教的關係。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受邀到紐約參加一個研討會，談論「平等之道德問題」。
在這之前，他們已經為年紀較大的人在長島開過一次研討會，今年他們卻決定找一些較為年輕的人，一起討論他們在其他研討會上總結出來的論文。
在我出發之前，他們寄了一份書單給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許會喜歡看的書；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紹其他人看的書，也請寄來給我們，我們會把書收藏在圖書館裡，好讓其他人也能讀到。」
收到這份書單之後，我從第一頁開始掃瞄下來：列在那裡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我覺得有點不妥——我根本不適合參加這個研討會嘛。我繼續看第二頁：還是一本都沒讀過。看完了整個書單，我發覺他們列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看來我一定是個什麼白痴文盲了！那裡列了許多很好的書，像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談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錯，那裡有幾個作者的書我是讀過，有本書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寫的， 另外還有薛定愕和愛因斯坦，可是愛因斯坦寫的是《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薛定愕寫的則是《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過的作品都不一樣。因此我真的覺得自己有點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該參加那個聚會的。
也許我到時就乖乖地坐在旁邊，多聽少說吧。
我跑去參加了第一次的入門會議，會上有人站起來，說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個有點不清不楚的——什麼跟道德、平等有關的，但我聽不懂問題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要用我們的方法證明，不同學科的人也能溝通和對話。」他們請來了國際律師、歷史學家、耶穌教會牧師、猶太教士以及科學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邏輯思維就開始這樣推理起來：第二個問題可以不理，因為如果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話，我們就根本用不著去證明大家能否對話，去「討論」我們能否對話了！因此，比較重要的是第一個問題，但那個問題我聽不懂。
我正準備舉手問：「能否請你把問題定義得清楚一點，」
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麼都不懂呢，我最好還是先聽別人說吧，不要又惹出麻煩來啦。」
知識的支離破碎？
我參加的分組要討論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問題」。
而在小組會議中，那位耶穌教會牧師總是在談論「知識的支離破碎」。他會說：「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問題，乃是在於知識的支離破碎。」這位牧師說的跟13世紀時的情形有關，當時教育乃是由天主教會主控，世界簡單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來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統。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並不那麼容易，因此知識變得支離破碎了。我覺得「知識的支離破碎」跟「一切」無關，但他從沒有把這「一切」定義清楚，因此我也無從論證。
最後我問：「跟知識的支離破碎相關的，到底是哪些道德問題？」他的回答卻只是一團團的迷霧，我說：「我聽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們全聽得懂，並且試著要解釋給我聽，但他們根本說不明白！
於是小組裡的其他成員叫我寫下，為什麼我不覺得知識的支離破碎是個道德問題。回到下榻的宿舍，我盡其所能、很仔細地寫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問題」大概是指些什麼，我又舉了幾個我猜是跟我們主題有關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們總是造成更多的差異。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們的教育制度會幫他發展這方面的才能，結果造成差異，即不平等。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嗎？我再舉了幾個例子之後，說雖然「知識的支離破碎」是一大問題，因為世界確實很複雜，使得學習十分困難；可是就題目本身來說，我不明白知識的支離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問題有什麼關聯。
第二天，我在會議上提出我的論點，他們說：「是的，費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觀點，我們應該加以討論；我們暫時把這些觀點存檔，以後再討論。」他們全搞錯了。
我在嘗試把問題定義清楚。研討會之所以開得毫無頭緒，主要是因為他們連題目都沒有明確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會中有一個社會學家寫了一篇我們都要讀的論文，他來開會之前就寫好了、我一讀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來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寫些什麼！我猜那是因為我沒有讀完書單上的書。我感到很不安，覺得自己「不夠格」，但最後我跟自己說，「停下來，慢慢地把一句話讀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說的是什麼鬼東西。」
於是我停下來——隨便地停——仔細讀那句話。記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這很接近：「社會區域的個體分子常常透過形象化的、符號化的渠道獲得信息。」我反覆地讀，把它翻譯出來。你可曉得它是什麼意思？「大家都閱讀」！
再讀下一句，發覺那一句也可以翻譯出來，整篇文章便變得空洞萬分了——「有些人閱讀；有些人聽收音機」
之類；只不過他用些很華麗的包裝，因此一開頭根本看不懂。等我終於把它翻譯出來之後，發現它根本什麼也沒說。
會議中只有一件還蠻有趣的事。會議上每個人說的話都是那麼重要，重要得他們安排了個速記打字員在那裡，把每句話記錄下來。會議的第二天，速記員跑來問我：「你的職業是什麼？一定不是個教授吧。」
「我就是個教授。」我說。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學方面。」
「噢！這就是原因了。」他說。
「什麼的原因？」
他說：「你看，我是速記員，我把大家說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但他們說的我全都聽不懂，而每次你站起來問問題或者說些什麼，我卻能完全明白你說些什麼。因此我原本以為你不可能是個教授！」
不了解身處的年代
會議期間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學院長發表演說。
他看來人很好、很「猶太」，演說講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雖然現在回想，覺得他說的話很荒謬，但當時他的論點都很清楚和正確。他談到各國福利分別很大，因此構成嫉妒、進而引起衝突；現在我們又製造了原子武器，一發生戰爭我們就完蛋。因此正確的解決辦法，是減少各地的差異，邁向和平；而由於美國擁有這麼多資源，我們應該把東西送給其他國家，直到均富狀態。大家都留心傾聽，充滿了犧牲之情，覺得確實應該這樣做。但還沒有回到宿舍，我就醒過來了。
第二天，我們小組有人說：「我覺得昨晚那場演說很好，我們應該全力支持它，它應該成為我們研討會的總結論。」
我說，把資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於世界上資源有限的理論，而不知怎的好像我們從窮困國那裡掠奪了很多東西，因此應該送回去給他們，但這個理論並沒有考慮各國出現差異的真正原因。事實上是：發展生產食物的新技術、新機械，以及用來做很多事情的新機械；而發展這些新事物的先決條件，是聚集資金。重要的是製造東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東西本身。不過，現在我明白，這些人都不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一點都不懂科學，不懂得技術為何物，他們根本不了解自己身處的年代。
這場研討會令我的情緒變得那麼緊張，以致我在紐約的一位朋友，必須努力使我鎮靜下來。「喂！」她說：「你在發抖呢！你真是發神經！放輕鬆點，不要看得那麼認真，往後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點吧。」我回想在研討會發生的一切，想它是多麼的荒謬，一切便不那麼壞了。
要是有人再邀我參加類似的會議，我一定逃之夭夭——絕對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還是接到這種邀請。
會議結束後，大家一起檢討這次會議。其他人拚命說他們收穫多豐富、會議多成功等等。他們問我時，我說：
「這個研討會比做洛殊查測驗（Rorschach test）還要糟糕。我們都在看一團毫無意義的墨水漬；其他人問你看到什麼，但當你說出你看到什麼時，其他人卻跟你辯論起來了！」
更糟的是，會議結束時，他們要舉行另一次會議。這次連公眾也一起來參加，而我們小組的主持人居然大膽地說，由於我們已得到這麼多成果，因此沒有什麼時間可供大眾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