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無「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書我還能過得下去。原因是，這樣就算我一點東西都想不出來時，我還能跟自己說：「至少我還活著，至少我還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貢獻。」——這是一種心理作用。
20世紀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頓的期間，親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內那些卓越心靈的下場。他們都具備了聰明絕頂的頭腦，因此特別被選中，來到坐落在森林旁邊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閑坐——不用教書，沒有任何約束或負擔。但等過了一段日子，他們想不出什麼新東西來，每個人心裡一定開始感到內疚或沮喪，更加擔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還是如舊，仍然沒有靈感。
會發生這種情況，完全是因為那裡缺乏真正的活動和挑戰：他們沒有跟做實驗的學者接觸，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什麼都沒有！
在任何思考過程中，當一切進行順利、靈感源源不絕時，教書確實是一種妨礙，十分討厭。但有更多的時候是腦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麼、又沒做什麼，那真會教人瘋狂！你甚至不能說：「我在教書呀！」
而且，在課堂上時，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經很清楚的基本東西。這些知識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溫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沒有更好的介紹方式？有什麼相關的新問題？你能不能賦予這些舊知識新生命？基本的東西思考起來並不難；而如果你沒想出什麼新東西來，沒關係，以前想過的已足以應付講課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麼新想法，能從新角度看事物，你會覺得很愉快。
學生問的問題，有時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們經常提出一些我曾經思考過、但暫時放棄、卻都是些意義很深遠的問題，重新想想這些問題，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學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層次；但他們問我這個問題，卻往往提醒了我相關的問題。單單靠自己，是不容易獲得這種啟示的。
因此對我來說，教書以及學生，使我的生命繼續發光發亮，我也永遠不會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樂樂的不必教書。永遠不會！
但有一次我接到這樣的邀請。
二次大戰期間，當我還在羅沙拉摩斯時，貝特替我爭取到康奈爾大學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當時另外還有機構提出更高薪資，但因為我喜歡貝特，於是我決定到康奈爾，而不考慮錢的問題。貝特非常關心我，當他發現別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動跟康奈爾談，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時還未開始上班呢！
康奈爾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數學物理；同時告訴我，應該在11月6日到校——確實日期記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點奇怪，我從羅沙拉摩斯坐火車到綺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曼哈頓計畫的報告。我還記得火車到了紐約水牛城之後，我才開始計畫講課內容。
你必須明白在羅沙拉摩斯的壓力：每個人都儘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拚命地工作，而每件事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完成。因此，在開講之前的一兩天，我才在火車上開始準備課程，已經是習慣成自然的事了。
對我來說，教授數學物理是最理想不過了。在戰爭期間，把數學應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沒用。在那樣拚命工作、花了４年在應用數學技巧上之後，我真的是經驗豐富了。我列出了各個數學項目以及處理方式。到今天，我還保留著當時在火車上做的筆記。
四處搜尋旅社
到了綺色佳，我走下火車，像平常一樣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個傢伙喊：「要搭計程車嗎，先生？」
我從來都沒想過要坐計程車，我那時候年輕、沒錢，又喜歡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現在當教授啦，必須要有點尊嚴才行。」於是把行李放下來提在手上，說：「好呀。」
「去哪裡？」
「旅館。」
「哪一家旅館？」
「隨便哪家旅館。」
「你有預定房間嗎？」
「沒有。」
「現在房間不好找呢。」
「我們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館門口等我。」
我試了「綺色佳旅館」，沒空房間。我們跑到「出外人旅館」，還是沒有。我跟司機說：「這樣在城裡開來開去是不行的，那樣得花太多錢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館，便四處亂逛找房間。
我碰到另一個亂逛找房間的人。原來周圍的旅館真的都沒希望了。沒多久我們逛到某個山坡上，慢慢發現已經走到大學校園附近了。
我們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戶敞開、裡面有些雙層床。這時已經是晚上了，於是我們進去詢問能不能睡在那裡，他說：「來吧，就在這裡睡吧！」
我覺得那樣不太好，跟偷竊好像沒兩樣。如果他們回來發現我們睡在他們的床上，會惹上麻煩的。於是我們離開那房子，繼續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燈下有一大堆落葉。
當時已是深秋，葉子大概是從草坪上掃到這裡來的。我說：
「嘿！我們可以躺在葉堆上睡呀！」我試了試，感覺軟軟的。我厭倦了那樣逛來逛去，在落葉上睡覺簡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會因此惹上麻煩。早在羅沙拉摩斯時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麼的——說康奈爾不知道請來的是什麼樣子的教授，還說我一定會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莊重點，最後很不情願地放棄在那堆樹葉上睡覺的念頭。
在沙發上過夜
我們又再遊盪了一會，看到一座很大、看起來很重要的建築物。走到裡面，發現走廊上放了兩張沙發。與我同行的人說：「我要在這裡睡！」隨即倒在沙發上。
我實在不想惹麻煩，終於在地下室找到一個清潔工，問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發上睡。他說：「當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之後，趕忙打聽什麼時候開始上課。我跑進物理系辦公室問：「什麼時候開始上課？我缺課了嗎？」
裡面的人說：「你什麼都不用擔心，８天後才開始上課。」
我震驚極了！然後我的第一句話是：「那麼你們為什麼叫我一個星期前就跑來？」
「我以為你會喜歡早一點來熟悉環境，找地方安定下來等開學。」
我從羅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卻完全搞不清楚情況！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學生中心去解決住的問題。那地方很大，很多學生在那裡轉來轉去。我走到一張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說：「我剛到這裡，我要找個房子。」
那傢伙說：「朋友，綺色佳的房子難找得很呢。事實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個教授還不得不在這裡的沙發上睡！」我周圍一看，原來是同一個地方！我轉過身來說：「我就是那個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這樣再來一遍。」
展開新生活
在康奈爾的前幾年很有趣，有時甚至很滑稽。到學校之後沒幾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說通常到了學期末我們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請者非常、非常優秀的話，我們會收他。然後他遞給我一份申請書，要我評估。
他回來時問：「怎麼樣？有什麼想法沒有。」
「我覺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收他。能找到這樣的學生是我們的運氣。」
「是的，但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麼關係？」我大叫起來。
「沒有啦，先生！很高興聽到你那樣說。我只是想試看看我們的新教授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賞我那樣跟他直來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來的，說話最好小心點。」我腦筋沒動那麼快、想到那麼多；我的反應很直接，想到就說。
還有個傢伙跑到我的辦公室，要跟我談哲學。我不大記得他說過些什麼了，他們想找我參加一個教授聯誼會——這可是個反猶太的團體，他們認為納粹並不那麼壞。他努力解釋猶太人做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話說完，然後跟他說：「你曉不曉得你犯了個大毛病了：
我就是生長在猶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從此我卻對康奈爾大學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這時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開始，我希望能結交一些異性。而當時社交舞會很流行，康奈爾也不例外，特別是針對大一新生及舊生而設的舞會。
我還記得我參加的第一個舞會。在羅沙拉摩斯期間，我已經有三四年沒跳過舞了，甚至沒什麼社交。因此，我在這個舞會中賣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錯，從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難看得出來。
我一邊跳舞、一邊跟舞伴閑聊，她會問問我的事情，我也反問幾句。但當我想跟跳過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時，我得到處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