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被嚇壞了，」我說，「而且我認為，現在仍然心有餘悸。但不管眼前的霧有多濃，我都不會放棄我的允諾，我會掃除這些障礙，討回公道。」
「你什麼都沒告訴警方嗎？」
「我有意誤導他們，沒有說我知道非常關鍵性的信息。我坐在那兒回答有關吉姆印刷生意的問題，完全明白了他為什麼會被殺。那名殺手犯了個天大的錯。這和滿月牽動潮汐之類的古怪氛圍無關，他受命槍殺一名中年男子，卡其褲，防風外套，和紅色馬球衫，他的確殺了一個這樣的人。」
「這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們？」
「因為這會關係到我和米克·巴盧，把我們兩個一起扯入這宗連環殺人案調查的漩渦中。他們會追問屍體埋到哪裡去了。而這可不是說出來就沒事的，我會被控有意隱瞞肯尼和麥卡特尼被殺一案，並且參與了屍體的遺棄過程，我們到米克農莊的後園挖土坑的那天晚上，已經違反了一系列法律了。」
「你會丟掉你的執照。」
「這是最輕的，我可能立刻被起訴。」
「我沒想到這個。」
「我想我應該是犯了好幾條重罪，」我說，「而且我們載著放在後車箱里的屍體越過了州界，所以極可能聯邦都會起訴我們。但即便如此，如果說向威斯特坦白會對事情有益的話，我想我會甘冒被指控的危險講說出來。」
「這又不能讓吉姆活過來。」
「當然不指這個，而是說有其他任何的益處，也不可能因此就逮到兇手。吉姆只是誤闖了這場幫派火併的無辜局外人而已。」
「真的是這樣嗎？幫派的利益傾軋。」
「看起來是這樣，從新澤西庫房那邊的狀況看起來是這樣。如果早知道這樣，當時我就會退出這件事情。」
「我希望你別太自責。」
我沒有回應，這話她說過不只一次了，但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說，「很多案子警察很在行，但牽涉到幫派之間的仇殺則不同了，就算他們走運，碰巧知道了是誰下的令，是誰扣的扳機，他們仍無法立案送交法庭。」
「我想他們對組織性的犯罪束手無策。」
「也還不至於完全束手無策，組織犯罪調查條例賦予他們相當的權力，過去這些年來他們也因此辦了好幾宗大案子，清除了不少黑幫分子。他們可以找個人戴上隱藏式錄音機搜集罪證，他們也可以說服某人出賣他的老闆，但立刻會幾個聯邦調查局官員大聲抱怨，說再也沒有好的消息來源。這種抱怨通常很有效，他們所掌管的卧底工作也開始實施，比如租個雜貨店，開始收集贓物來，接著便是抓住那些進來賣貂皮和電視機的傢伙。」
「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也一定會面臨很多壓力。」
「我相信這正是他們喜歡這樣做的原因之一。但好在警方也在做同樣的工作。也許有些和我同輩的警察不同意這一點，但我認為紐約市警局的表現比我在職那時候好多了，他們幹得有聲有色，只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順利逮到殺吉姆的兇手。」
「看得出來，」她說，「你對他們有所保留，這讓你很困擾。」
「我想如果告訴他們我會更加困擾，那我就得解釋很多事情，包括我帶的這把槍從是哪兒來的。」
「我正在想這個問題，沒有人問起嗎？」
「我不是嫌疑犯，沒有理由查我。我外套拉鏈始終是拉著的，餐廳和街上都挺涼，但中城北區分局的小格子房間里卻又悶又熱，我一直等著威斯特跟我說，把外套脫下來吧，這樣舒服點。但他一直沒說。」
「但如果你告訴他們你才是兇手預定的目標……」
「那他們馬上會問我幾百個問題，那就什麼都得說了，包括這把槍。『這把槍是吧？嗯，你們已經得到兇器了，我這把是點三八，不是你們要的點二二，你也看得出來這把槍最近並未用過，我還沒去辦理登記，因為這時我兩天前才從揍我肚子的一個小子手上弄到的。』」
「對了，你肚子情況如何？」
「差不多好了。」
「但一定也空了，你沒吃晚飯，中午之後你就粒米未進。」
「我不想吃。」
「好吧，如果你非要這樣。」
「怎麼這種表情？」
「我只是在想，你把自己餓成這樣，吉姆會怎麼說。」
「他會說別這樣，」我說，「但我不覺得餓，現在一提到食物，我的胃裡就翻騰起來。」
「如果你改變主意的話——」
「我會跟你說的。對了，有現成的咖啡嗎？喝杯咖啡我倒還受得了。」
「真正讓我感到困擾的是，」我說，「我毫不考慮地就決定不說實話，這已成了我的第二本能。」
我們坐在廚房餐桌旁，我喝咖啡她喝草藥茶。此時我脫去了防風外套，取下了槍和肩帶，之前我還脫了馬球衫，卸下防彈背心，然後再將馬球衫穿回去。防彈背心被我掛到椅背上，槍和肩帶則暫擱廚房整理台上。
我說：「我當了很多年警察，然後當了多年的無照私家偵探。最後我拿了執照，只因為這樣工作起來方便一些，而且工作的收入也較合理。但還有一個原因，這純粹是我個人私下的理由，有了執照我會體面一點。」
「你以前從沒提過。」
「是的。」
「我們結婚時，」她說，「我說過幾句話，你還記得是什麼嗎？」
「前幾天我剛剛才重新想過一遍，你說我們都不必因此有所改變。」
「因為我們一直這樣在一起，那一張婚約為什麼要造成改變呢？你一直以來就是個體面的人。」
「可能我的用詞不恰當，應該說我拿執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為正常社會的一分子。」
「結果呢？」
「這正是我始終做不到的事，」我說，「你也知道，在我當警察那些年裡，我對這個系統的很多幻想早就破滅了。有人說如果你在肉品工廠工作過，你一定不敢再吃任何香腸。警察工作跟這很像，你很快就被教導怎麼去違反規定。我學會了抄近路，學會站上法庭宣誓完就做偽證，我也收賄賂，洗劫屍體。但我知道還是有某種東西，在我的個人道德逐步腐蝕的時候，還是存在著某種東西，這可能跟警察工作有某種關聯，但我知道這並非直接來自於我對這個系統的關注和理解。
「之後我遞了辭呈，退了出來，」我繼續說下去，「你也很清楚，這件事我做得決然，前一天還是警察，第二天就不是了。但從另一層意義來說，一切仍是延續不變的，我在內心裡仍是個警察，區別只是我沒有了警徽和納稅人付的薪水而已。我仍用同樣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我記得紐約五個區的每一個警員，我自己接案子自己調查並收取報酬；我也付錢給在職警員以換取資訊，把他們當成我的線民。」
「這我都記得。」
「唉，這麼多年就這樣一晃而過，」我說，「警察局那些我記得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喬·德金是目前唯一在職的真正朋友，但他並不是我當警察時就認識的。我當私家偵探好幾年後才和他結交，而現在，連他都動不動把退休掛在嘴上，他也遲早會這麼做的。」
「如果今天是他而不是威斯特問你這些問題呢？」
「我是不是還會撒謊？可能吧，我不知道我還能怎麼做。我可能因為對他撒謊而覺得不好，也可能他會比較容易察覺出我有所隱瞞。說到這裡，我想威斯特也可能早就察覺出我有所隱瞞。」
「太複雜了，不是嗎？」
「非常複雜。我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一個人。『我叫馬修，我是個酒鬼。』這兩句話我說過多次了，讓我自己都開始深信不疑了。但除了這一點之外，我還是有一些我自己都不容易明白的地方。這麼多年來，我抄近路，照自己的規矩行事，我學會怎麼做這些事，但一直沒學會怎麼不做這些事。我謹慎地違犯法律，但我同時又用我的手來執行並維護法律，我自己充當法官和陪審團，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在扮演上帝。」
「你做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誰都不難為自己找到個理由，重點在於我做過非法的事。我為罪犯工作，跟罪犯合作，但我一直不認為自己真是個罪犯。」
「呃，當然不用這樣想，你根本就不是個罪犯。」
「我都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了。我告訴自己，我所做的事是正當的，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可以這樣斷言。我心裡浮現的說法是『道德界線』，但我知道自己並不確定所謂的道德界線究竟該劃在哪裡，也不確定是否真的有所謂的道德界線存在。」
「你當然有，親愛的。但世界一直在變，不是嗎？」
「我唯一賴以生存的信念是，」我說，「『別喝酒，並且參加聚會。』吉姆說如果我能做到這一點，其他所有的事就自然會正確，會自己上軌道。」
「你做到了，事情也的確像吉姆說的。」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