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選出來的主席名叫米爾頓·西蒙斯。他個子很高，四十五或五十歲，長得有點像影星摩根·弗里曼，凱勒猜想這也是他被選上的原因。靡根·弗里曼有一種道德權威。不論他是演好人或壞人，你不知怎的就知道自己可以信賴他。
「好吧，」西蒙斯說，「我們得看看要怎麼做。我想問題在於，檢方證明了這個案子成立嗎？」
「除了『合理的懷疑』之外。」有個人說，然後很多人隨著那個辭彙點頭。
凱勒覺得好激動，急著想要開始。終結辯論拖得很長，凱勒不認為雙方律師特別出色。尼爾斯坦先講，把檢方的論點一個個推翻，口吻從堅定的理性到羞辱的譏諷，然後又回到理性。接著是檢察官希伊，大約花了同樣的時間再把所有論點一一重建。然後，終於，法官給了陪審團指示 。
凱勒喜歡那個表達方式。他可以想像那個法官低下頭，抓抓腳下的土，然後像一頭公牛沖向陪審席，黑袍子掃過地板。
不過那個法官指示的審理要點則沒那麼戲劇化，而且也更費時，還冗長得不可思議。他繼續說著那些已經講過幾百遍的話，好像他們是小孩，而且是不特別聰明的小孩。最後他們十二個人被帶走關起來，於是就是眼前的局面了，他們身負重任，要決定一個同類的命運。
「我覺得呢……」一個女人發話，卻被敲門聲給打斷。法警進來，後頭跟著兩個瘦條個兒的年輕男子，走路像舞者似的，每個人都端著一個托盤，優雅地把上頭的東西堆在旁邊的桌子上。
「紐約州政府請各位吃中餐，」法警宣布，「有火雞三明治，都是雞胸肉，還有火腿乳酪三明治，裡面的乳酪是瑞士乳酪。我之前問過有沒有人吃素，沒有人回答，但為了萬一，這裡有兩個花生醬果凍三明治。咖啡和冰紅茶和健怡可口可樂，如果有人是摩門教徒的話，另外還有水。祝各位用餐愉快。」
他隨著兩個年輕人出去了。接下來一陣沉默，終於摩根·弗里曼打破沉默。「我想我們就先吃，」他說，「其他吃完再說吧。」
凱勒吃了一個火腿乳酪三明治，喝了一杯冰紅茶。最後看起來沒有人吃花生醬三明治，於是他也吃了一個。這頓午餐怪怪的，所有的談話都暫停，整個房間一片死寂，只有冷氣的嗡嗡聲和十二張嘴巴用力咀嚼的聲音。大家都吃完之後，一個女人建議請法警來把剩下的食物拿走。看到午餐來時顯然表情一亮的比特納先生則指出，法警並沒有叫他們這麼做，他建議他們把剩下的餐點留在桌上，以防萬一有人在審議途中肚子餓。
凱勒看著桌子對面的格洛麗亞正在轉眼珠子。有個亞裔人說她一口也吃不下了，而主席則說他眼前也一樣，但這不表示之後他不會想再吃。另一個女人說三明治這樣放在桌上會餿掉，另外一個人則反駁說反正那些三明治無論如何都會浪費掉，法警一拿出房間就會把它們扔了。
「他拿走這些食物後，又不會運到索馬利亞去賑災。」她說。凱勒對面一個黑女人的眉頭皺了一下，判定那些話顯然並沒有種族歧視的意思，於是就算了。
「大家達成協議了嗎？」摩根·弗里曼問。「我們都同意把食物和飲料留在手邊嗎？」沒有人反對。於是他笑了。「很好，我們解決了這個棘手的問題，」他說，「現在可以把注意力轉回到被告是有罪或無辜的問題上頭了。」
「有罪或無罪。」格洛麗亞說。
「我承認我說錯了，」他說，「而且謝謝你。法官已經反覆強調過這一點，可不是嗎？我們無須相信這個人是清白的，只要這個人沒被證明是有罪的，就該判決無罪。任何人對於如何解開這個問題，有任何想法嗎？」
一隻手舉起來，是一位艾斯泰維斯太太。主席對她點點頭，並期盼地微笑著。
「我得去洗手間。」她說。
他們叫了法警進來，他帶著那位女士離開。當他帶著她回來時，旁邊跟著那兩個瘦高個兒年輕人，他們開始清除吃剩的食物。沒有人吭半聲。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回到那個錄放機。」格洛麗亞說。
「我的表親有過一台一樣的，」有個人說，「播那些租來的錄像帶沒問題，可是就是沒辦法讓它錄節目。」
「是她不會操作啦。」另外一個人說。
「我的表親是男的，謝謝你哦，而且。他操作得很好。那台錄放機會開始錄一個節目，然後就自己轉檯去錄別的。我發誓那台錄放機有自己的見解。」
那台錄放機比這個陪審團要強一點，凱勒心想，這個陪審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見解在哪裡——如果有這麼個見解的話。他們只是越談越離題。
而現在格洛麗亞又帶著他們離題更遠。在充分探索過錄放機一般會出現的各種奇形怪狀之後，她又重新開始接下辯方已經投入很多力氣去追尋的事情。尼爾斯坦曾傳喚了幾個證人去追蹤那台檢方帶來法庭的錄放機的歷史，從克里夫·梅爾普斯聲稱自被告那邊買下，一路追到現在。檢方已經煞費苦心地去證明這台錄放機就是那台從長島「平價俱樂部」量販店倉庫裡面偷來的贓物之一，也製造出一個證人威廉·古賓斯，他曾替那些小偷把風，而且分到了一台錄放機。古賓斯作證說，他把那台錄放機賣給了被告。
尼爾斯坦的論點是，這一連串證據都有問題。那個證物桌上的電器已經不是他的當事人聲稱買自威廉·古賓斯，且聲稱賣給那個卧底警察的同一台了。
「還記得他問過那個管存貨的職員嗎？問他是不是曾把轄下所管的貨品帶回家過？」
「那個人說沒有。」一位亞裔的秦女士說。
「可是尼爾斯坦不只是問這個而已，」格洛麗亞提醒大家，「他問起一件特定的商品，一個手提式錄像機。」
「他想知道那個傢伙有沒有借回去拍他女兒的生日派對。」
「他說沒有。」秦女士回應道。
凱勒還記得那段對話。那個存貨管理員，格洛麗亞覺得他如果減肥十磅且把小鬍子給剃掉，外型會改善許多。他承認某年某月某日他女兒有個生日派對，他自己也參加了，而且也把派對錄了下來。他也承認他自己當時沒有手提錄像機，現在也沒有，但他堅決否認他從公司帶了一台回家，堅稱他從姐夫那裡借了一台。希伊抗議這部分的詢問，說是與本案無關，而且譏嘲地建議辯方下一個可能就會傳那天拍的錄像帶在法庭上播放。這又引起法官的斥責，法官駁回了希伊的抗議，顯然認為這些問題值得問。
「這個嘛，我不曉得。」格洛麗亞說。
「我們只能憑證詞判斷，」艾斯泰維絲太太說，「律師問了問題，那個證人就回答了。」
凱勒什麼都不想說，但卻管不住自己。「可是律師怎麼曉得要問？」大家都看著他。然後他說，「他怎麼知道生日派對的事情，還有那個傢伙錄像的事情？」
「人人都會錄下自己小孩的派對。」有個人說。是嗎？每個小孩的生日派對都會這樣錄下來，通過神奇的錄像帶將那個時刻凍結起來？
「可是律師知道日期，」凱勒說，「他一定從哪裡聽說那個傢伙借了一台手提式錄像機。那個職員一定得否認，因為這違反公司規定。只因為他否認，不必然表示沒有這回事。」
「也不表示有這回事。」一個女人指出。
「嗯，的確。」凱勒說，「問題是你們要相信誰。」
「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檢方起訴的案子裡頭又沒有手提式攝影機，只有一台錄放機。誰在乎那個傢伙有沒有藉手提式錄像機？反正又沒人用，而且他還回去時跟借用前一樣狀況良好。」
「這建立了一個模式。」格洛麗亞說。
「什麼模式？如果他借用過一台手提式錄像機，那他就一定借用過錄放機？就算有又怎麼樣？就算他把那台錄放機帶回家——順帶一提，沒人說他借回去過——一天後或一星期後就還回去，那又怎麼樣？那還是原來的那台錄放機呀。」
「除非他掉了包。」一個男人說。
現在他們就開始天馬行空起來，試圖猜想一開始那個倉庫職員為什麼要借用一台錄放機，然後為什麼他有可能會用另外一台去掉包。「或許就像你那位表親。」一個男人說著，朝剛剛那位說她表親的錄像機會自動切換頻道的女人點了點頭。「或許他家裡的錄放機是殘次品，所以他就掉了包，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證物。」
「成了梅爾普斯跟被告買的那一台。」
「成了梅爾普斯『聲稱』跟被告買的那一台。」凱勒看看格洛麗亞。她沒笑，臉上謹慎地維持中立的表情，但他看得出來她很樂。
「八個有罪。」摩根·弗里曼宣布。好吧，是米爾頓·西蒙斯，凱勒心想，但摩根·弗里曼本人也不能講得更好了。「三個無罪。」
「加起來不對。」有個人說。
「加起來是十一票，另外還有個一張紙條是空白的。我想某個人無法決定他的心意。」他皺起眉。「他的或她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