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晚上我們兩人之中，只要有一個醒來，就會吵醒另一個。我最後一次起來的時候，發現我是獨自一個人。慘淡的陽光被渾濁的空氣過濾之後，使房間呈現出金色的調子。我下床從床頭柜上拿起我的表，時間已經接近中午了。
當我發現她的紙條時，我幾乎已經穿好了衣服。紙條夾在梳妝台的鏡子與鏡框之間，她的字很整齊也相當小。我讀道：
親愛的——
孩子們會怎麼說呢？昨晚是我往後要過的人生的第一夜，我有很多話要說，但是我的狀況卻讓我無法適切地表達我的思維。
請你打電話給我。打電話給我，拜託。
我讀了好幾次，然後將它小心地摺好，塞進錢包里。
信箱里只有一張留言。富爾曼在一點半左右打了最後一次電話來，之後他顯然放棄睡覺去了。我在大廳里打電話給他，但是對方正在佔線。我出去吃了點早餐。從我的窗戶望去看起來被污染的空氣，在街上卻相當乾淨。也許是我的心情使然，我已經很久沒有感覺這麼好了。
在我喝完第二杯咖啡之後，從桌旁站起來，又打了個電話給富爾曼，還在佔線。我回座位叫了第三杯咖啡，抽了一根昨晚我為黛安娜買的香煙。昨天晚上她抽了三四支，每次她抽，我也跟著抽一支。我抽了半支，把剩下的煙留在桌上，第三次試著打電話給富爾曼，然後付了賬，走到阿姆斯特朗去看看他是否在或者去過那裡，結果兩者皆非。
有些事情在我的意識邊緣徘徊，嘀嘀咕咕地向我低訴。我用阿姆斯特朗的公共電話再打電話給他，還是一樣的佔線聲，但是我聽起來卻覺得與平常的佔線聲不同。我打給電信局的接線員，告訴她我想知道是否有某個號碼正在與他通話，還是電話沒掛好。我碰上的這個女孩顯然不太會講英文，所以不確定如何執行我要她做的事。她說要把電話轉給她的上司，但是我距離富爾曼的住處不過六個街口，於是我告訴她不必麻煩了。
我向他的住處走的時候，相當平靜，但是我到那裡時卻變得非常憂心。也許在我聽到佔線信號的時候，他們正逼近此處。為了某些理由我沒有按大廳的電鈴，我向里看，沒看見任何人，然後我便用我的提款卡把門鎖打開。
我爬樓梯上到頂樓，途中並沒有碰到任何人，整棟大樓安靜極了。我到了富爾曼的門口，敲敲門，喊他的名宇，再敲敲門。
沒有反應。
我拿出我的卡片，看看它，又看看門，我想到防盜警鈴。如果警鈴會響，我得在警鈴大作之前打開門，我才能離開那裡。要警鈴不響，除非從門後面打開門鎖。精密的破解當然最好，但是有時蠻力也能達到同樣效果。
我踢門，只踢了一腳門就開了，因為防盜鎖並未被啟動。你需要有鑰匙才能設定防盜鎖，就像你需要有鑰匙才能設定警鈴，而最後一個離開富爾曼公寓的人不是沒有鑰匙，就是懶得設定，所以警鈴並沒有響。這是件好事，但也是我即將得到的消息當中唯一的好事。
壞消息正在裡面等著我，但是在警鈴沒有反應的那一刻，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壞消息。在我來到這棟大樓之前我就有種感覺，不過那是直覺，當警鈴依然保持沉靜時，這種感覺變成了偵探的推論。而現在，我看到了他，這就變成冰冷、嚴酷的事實。
他死了。他躺在書桌前的地板上，看起來殺手取他性命的時候，他曾經被按俯在書桌上。我不必碰他就知道他已經死了。他左後方的頭蓋骨被打得稀爛，而房間里則充滿了死亡的腐臭味。他的結腸和膀胱已經從體內脫出。
為了猜測他死了多久，我終究還是碰了他。他的肉體是冷的，所以我只知道他起碼死了五六個小時。我向來懶得去吸收太多法醫學的知識，搜證小組裡的人會處理這些事，而且理論上他們應該很在行，即使不及他們裝出來的一半。
我走過去關上門，鎖已經壞了，地上有個門鏈的金屬片，我找到不鏽鋼棒，並把它裝回去。我不打算停留太久，但是希望我在那裡的時候不會被打擾。
電話被拿了下來。房子里沒有掙扎的跡象，所以我猜殺手故意拿開電話延遲屍體被發現的時間。如果殺手這麼聰明，那麼屋裡就不會留下指紋，不過我還是小心地不要加上我自己的，或者塗掉兇手不慎留下的指紋。
他什麼時候被殺的？床還沒鋪過，但是也許他每天都不鋪床，獨居的男人通常都不鋪的。我來找他的時候他鋪了床嗎？我想了想，但是我發現我無法確定他有或沒有。我記得有個乾淨整齊的印象，因此床可能是鋪好的，但是我同時也對這個房間有個舒適的印象，這又足夠支持一張沒鋪好的床的存在。我越想越覺得鋪沒鋪都沒什麼差別，法醫會鑒定出死亡時間，我也不急著想知道我可能從他身上得到的訊息。
於是我坐在床邊看著道格拉斯·富爾曼，同時試著回想他的聲音和他的模樣。
他曾經試圖與我聯絡，一次又一次，而我不願接他的電話，因為我有一點氣惱他對我的隱瞞，因為我當時正跟一個女人在一起，而她用盡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對我來說，那是段宛如小說一般的經驗，而我連一刻也不願讓它的濃度降低。
如果我接了他的電話呢？嗯，他也許會告訴我一些他此刻再也無法告訴我的事，但是他找我卻更像是他只想確認，對於他和波提雅·卡爾的關係，我猜到了些什麼。
如果我接了他的電話，他現在會活著嗎？
我可以浪費一整天的時間坐在他的床上，問我自己這樣的問題。而無論答案是什麼，我已經浪費了夠多的時間。
我鬆開門鏈，把門打開一條縫。走廊是空的，我出了富爾曼的房間走下樓，並且走出那棟大樓，一路沒有碰到半個人。
中城北區分局——就是過去的第十八分局——就在距離我的所在之處幾個街區的西五十四街上。我從一個叫做第二次機會的酒吧里打電話給警方。店裡只有兩個喝葡萄酒的客人，而我看起來像是躲在電話間里的第三個酒鬼。電話被接起之後，我給了他們富爾曼的地址，然後告訴他們有個男人在那裡被殺了，當值勤警員很有耐性地問我的名字時，我便掛上了聽筒。
我趕忙跳上計程車。地鐵比較快，所以我搭計程車到剛過了布魯克林橋的克拉克街地鐵站，我必須問清地鐵的方向，才知道怎麼去皮爾龐特街。
這個街區的房子大部分使用褐石。利昂·曼區住的大樓高十四層，跟附近的建築比起來非常巨大。管理員是個結實強壯的黑人，三道深深的橫線划過他的前額。
「利昂·曼區。」我說。
他搖搖頭。我拿出我的筆記本，對了一下他的地址，然後看了看管理員。
「你的地址是對的，」他說。他帶著印第安人的口音，從他發的「a」音就很明顯地可以聽得出來。「問題是，你挑錯了日子。」
「他在等我。」
「曼區先生已經不在這裡了。」
「他搬家了？」似乎不可能。
「他不想等電梯，」他說，「所以他選擇了一條捷徑。」
「你在說什麼？」
這個玩笑，我後來發現，並不失禮，他只是企圖說些難以表達的事情。現在，他放棄了這個辦法，直接說：「他跳窗了，就掉在那兒。」他指著看起來與其他部分沒什麼兩樣的一塊人行道。「他落在那兒。」他重複了一次。
「什麼時候？」
「昨晚。」他摸著額頭，然後做了一個類似屈膝膜拜的姿勢。我不知道那是一種個人的宗教儀式，還是我不熟悉的某個宗教的一部分。「那時候是阿爾曼值班，如果我上班的時候有個人跳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死了嗎？」
他看著我，「你說呢，先生？曼區先生住在十四樓，你說呢？」
最近的一個、並受理這件案子的分局，在靠近霍爾區的傑羅門街上。我很幸運，認得那裡一個姓金塞拉的警察，幾年前我曾經與他共事過。更幸運的是，他顯然沒聽說我在為傑里·布羅菲爾德做事，所以他沒有理由不與我合作。
「昨晚發生的事。」他說，「事發的時候我不在，但事情看起來相當乾淨利落，馬修。」他弄齊幾份文件，放在桌上。「曼區一個人住，我猜他是個同性戀。住在那個區的單身男人，你可以自己下結論，十之八九是同性戀。」
而另外十之一二可能是廁奴。
「現在我們來瞧瞧：從窗戶跳出來，頭先著地，抵達阿德爾菲醫院時死亡。根據口袋中的東西和衣服標籤，以及打開的窗戶判別身分。」
「沒有親人指認嗎？」
「就我所知沒有，這裡沒有註明。你對他的死是不是有疑問？如果你要去看，那是你的事，但是他是頭先落地的，所以——」
「我從沒見過他。他跳樓的時候是一個人嗎？」金塞拉點點頭。「有目擊者嗎？」
「沒有。但是他留了一張紙條，在他書桌的打字機上。」
「紙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