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個星期發生了好幾件事。
我去了三趟日落公園區，有兩次是獨自去的，第三次是和TJ一起去的。有一天下午我很煩，便傳呼他，他幾乎是立刻就回了電話。我們在時代廣場地鐵站碰面，然後一起坐車去布魯克林，先在一家熟食店吃了午餐，再去那家古巴店喝古巴咖啡，然後在那附近逛了一陣。我們聊了很久，結果我對他仍然知道不多，他倒是對我了解不少——如果他一直在聽的話。
等待回曼哈頓的火車時，他說：「這樣吧，今天你不必付我半毛錢，因為我屁事都沒做。」
「你的時間應該也值錢吧。」
「工作了才算，今天只是在混，大哥，我混了一輩子，都沒拿過錢。」
另一個晚上我正準備出去參加聚會的時候，接到一通丹尼男孩打來的電話，害我忙不迭地衝到科羅娜一家義大利餐廳去，據說有三個突然變成暴發戶的蠢貨，要到那裡去散財。雖然聽起來不太實際，因為科羅娜位於皇后區北部，距離日落公園不知有幾光年，但我還是去了。我坐在酒吧上猛喝桑·佩黎洛氣泡礦泉水，等待三位穿著絲質西裝的傢伙進來天女散花。
那地方的電視開著，到了十點，五台的新聞播出三位涉嫌搶劫及毆打四十七街一家珠寶商而遭到逮捕的嫌犯照片。
酒保說：「嘿，你們快看！那幾個屁眼連續三個晚上都在這裡混，花錢像流水，我就覺得有鬼。」
「他們用的是最古老的賺錢辦法，」坐在我旁邊的男人說，「偷。」
那裡離希葉露天球場 只有幾個街區，不過離大都會球隊仍有數百里之遙，他們那天下午在瑞格里球場 以微弱的劣勢輸給了小熊隊，洋基則主場迎戰印第安人隊。我走路去乘地鐵回家。
另一次是德魯·卡普蘭打電話來，說凱利和他在布魯克林刑事組的同事要帕姆到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總部匡提科暴力犯罪分析中心走一趟。我問她什麼時候動身。
「她不去。」他說。
「她拒絕去？」
「在她律師建議之下。」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說，「公共關係部門向來都只講門面，不過據我所知，那個部門做的連環殺人犯檔案非常完整，我覺得她應該去。」
「嗯，」他說，「真可惜，你不是她的律師。我的責任是要保護她的權益，朋友，而且反正現在大山正向穆罕默德移來 ，明天他們要派個人過來。」
「結果如何一定要讓我知道，」我說，「當然是在和你僱主的權益不抵觸的情況下。」
他笑了。「別在那兒酸溜溜的，馬修。為什麼她該老遠跑去華盛頓？叫他們來嘛！」
和負責檔案建立的人談話之後，他又打電話告訴我那次經歷實在夠戧。「那人一副漫不經心的德行，」德魯說，「彷彿那才殺了兩個女人，切割了第三個的傢伙，不值得他紆尊降貴似的。我看殺人越多的兇手，才越能博取他們的青睞。」
「說得通。」
「沒錯，不過對於後面的受害者可不是好消息。我想他們會寧願警方早點將兇手緝拿歸案，也不願意讓兇手有機會證實他有多麼值得檔案中心重視。他跟凱利說他們剛替西岸一個變態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身世檔案，那傢伙小時候搜集的郵票，幾歲做的第一次刺青，他們統統可以如數家珍，可是到現在還沒逮到人，目前受害人數已到第四十二號了，另外還有四位疑似受害者。」
「難怪雷和他朋友是小巫見大巫。」
「他對頻率也毫無興趣。他說連環殺人犯通常活動極為頻繁，也就是說作案間隔不會超過數個月。他說要麼雷他們還沒真的玩順手，要麼就是很少來探訪紐約市，真正殺人地點其實在外地。」
「不對，」我說，「他們對紐約市了如指掌，不可能是在外地。」
「你為什麼這麼說？」
「嗯？」
「你怎麼知道他們對紐約市了如指掌？」
因為他們讓庫利兄弟跑遍了布魯克林，但我不能說。「他們使用兩個外區墓園做棄屍地點，」我說，「還有森林公園。你說哪個外地人可能在列剋星頓大道擄走一個女人，最後再把她丟在皇后區的墓園裡？」
「任何人都可能，」他說，「只要那個女孩不是他想要的。讓我想想他還說了些什麼。他說這幫人可能剛過三十歲，可能小時候是受虐兒，還作了些非常空泛的描述，不過有一件事他說得我毛骨悚然。」
「什麼事？」
「這個人在他那個部門裡待了二十年，相當於部門元老，就要退休了。他說他很高興。」
「因為他受夠了？」
「不止是受夠了。他說類似案件上升的頻率簡直駭人，而且根據統計曲線的走向，從現在到世紀末這段時間更有暴增的趨勢。他稱之為『獵殺』，說現在這種事已經變成九十年代流行的休閑活動了。」
我剛戒的時候他們沒這麼做過，不過現在的戒酒協會的聚會通常都會邀請清醒日數少於九十天的新人來做自我介紹，報告天數。報天數時，大部分的聚會者都會給他們掌聲。不過聖保羅的聚會卻不然，因為以前有個會員連續兩個月每天晚上都來參加，每次都說：「我叫凱文，我是個酒鬼，我恢複了一天了。昨晚我喝了酒，但今天我是清醒的！」大家對於為這句話鼓掌感到厭煩了，因此在接下來的正式會議中，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大家投票決定全面廢除鼓掌一項。「我叫阿爾，」某人會說，「我恢複了十一天了。」「嘿，阿爾。」我們會說。
我從布魯克林高地一路走到灣脊去跟凱南·庫利拿開銷費的那天是星期三，隔周的星期二我在八點半的聚會上聽到房間後方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我叫彼得，我是個酒鬼，也是毒蟲，我恢複了兩天。」
「嘿，彼得。」大家說。
本來我想在休息時間找他，可是坐在我旁邊的女人跟我聊上了，等我轉過頭去找他時，他已經走了。聚會結束後我從旅館裡打電話找他，可是他沒接電話，於是我打電話去他弟弟家。
「彼得是清醒的，」我說，「至少一個小時前是。我在聚會上看到他。」
「今天稍早的時候我跟他通過話，他說大部分的錢還在，而且車子也沒事。我告訴他我一點都不在乎那筆錢或那輛車，我在乎的是他，他說他沒事。你覺得他看起來如何？」
「我沒看到他，只聽到他發言，等我回頭去找他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我只是想打電話告訴你他還活著。」
他說他很感謝我。隔了兩個晚上，凱南打電話來說他就在樓下大廳。「我在旅館前面雙行停車 ，」他說，「你吃了晚餐沒有？下樓來吧，我們外頭見。」
上了車，他說：「你對曼哈頓比我熟，你想去哪裡？挑個地方。」
我們去了第九大道上的巴黎綠餐廳。布賴斯直呼我的名字，給我們安排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加里也在吧台後面誇張地對我揮手。凱南點了一杯葡萄酒，我叫了一瓶皮埃爾礦泉水。
「好地方。」他說。
點了餐之後，他說：「我不知道，老兄，我沒有理由進城。我上了車，到處轉，發覺沒地方可去。以前我也常常這樣，開車到處兜風，為石油危機和空氣污染盡一份心力。你會不會這樣？哦，怎麼可能，你沒有車。如果你想出城度個周末，你怎麼辦？」
「租一輛啊。」
「哦，當然，」他說，「我沒想到。你常常出城嗎？」
「天氣好的時候經常會。我和我女朋友到紐約州北部，或去賓州玩。」
「哦，你有個女朋友啊？我正想問呢。你們倆在一起很久了嗎？」
「不是很久。」
「她是做什麼的，不介意我問吧？」
「她是搞藝術史的。」
「非常好，」他說，「一定很有意思。」
「似乎她覺得挺有意思的。」
「我是說她一定很有意思，是個有意思的人。」
「非常有意思。」我說。
那天晚上他看起來好多了，理了頭髮，颳了鬍子，不過仍有種疲憊的神情，還隱藏著一股焦躁。
他說：「我不知道該拿自己怎麼辦。我坐在家裡，都快瘋了。我太太死了，我哥哥不知道在幹什麼，生意一塌糊塗，自己也不知所措。」
「你的生意怎麼了？」
「或許什麼也沒有，也或許是大麻煩。上次出國的時候我談了一筆交易，下個星期貨就應該到了。」
「或許你不應該告訴我這些。」
「你嘗過鴉片大麻沒有？如果以前你只酗酒，可能就沒嘗過。」
「沒有。」
「我就在等那玩意兒，在土耳其種的，轉經塞普勒斯進來，至少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我應該抽身的。這筆交易里的人有些我根本不該信任，我介入的理由是最不應該的理由：我是因為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