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待了一會兒，聽她把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一位職員迷得七葷八素，然後留下一張清單讓她繼續打。我走路去圖書館。不需要我在一旁監督了，她是個天生的好手。
到了圖書館，我開始做前一天早上未完成的工作，透過放大鏡篩選過去六個月來的《紐約時報》微縮膠捲。不是找綁架案，因為我並不期望看到這類的報道，但我認為他們一定曾經在沒有人目擊或報案的狀況下從街上抓過人。我找的是那些丟棄在公園或街巷裡的受害者，特別是曾經遭到強姦或肢解，尤其是被切斷手足的人。
問題是，如果碰到那類情況，通常報紙上不會登出來。警方的一般政策都會保留肢解這類特殊細節，以避免各種形式的干擾，比如假自首、效仿作案手法的罪犯，或假目擊證人等等。至於報社那方面，也想饒了讀者，不把最鮮血淋淋的部分寫出來。等讀者看到新聞時，已經很難發現真相到底是什麼。
幾年前有個性罪犯在下城東區殘殺小男孩，把他們誘拐到屋頂上，用刀殺死或者用繩索勒死他們，然後切除、劫走小男孩的陰莖。他做案的時間很長，長到警方給他取了個外號，叫他「剁刀手查理」。
當然警方的記者也這麼稱呼他——不過不是在文章里。紐約沒有一家報社可能讓讀者讀到那麼具體的細節，但一旦提了那個外號，就算不寫，讀者也可以猜出個八九分被查理剁掉的到底是什麼。所以沒有一家報紙使用任何外號，只報道說兇手曾將受害者肢解或毀容，從邪教儀式里的剖腹剜腸到給人剪個很醜的頭髮都用這兩種說法包括。
或許這年頭不時興那麼含蓄了。
一旦我摸到竅門，馬上就可以用很快的速度瀏覽完一周的報紙。我不必整份都看，只須注意集中報道本地犯罪案件的大都會版部分就行了。最浪費時間的，其實是我一進就圖書館不得不努力抗拒的東西，跟我要查的資料無關，但卻是比較有趣的東西。幸好時報沒有漫畫欄，否則要抵擋六個月的「杜斯別里」 還真不容易。
離開圖書館時，我的筆記本上已記下六件可能有關的案件。其中一件尤其有希望，受害者是布魯克林學院會計系的學生，她在失蹤後的第三天清晨，被一位賞鳥人在綠林墓園裡發現。報上說她曾經遭受性侵害及與性有關的肢解，在我讀來便是兇手用屠刀作案。現場採集的證據顯示她是在別處遭到殺害，然後被棄屍在墓園內。瑪麗·戈特斯坎德案里警方的結論也是說兇手將她丟棄在森林公園高爾夫球場之前，她就已經死了。
我六點左右回到旅館，埃萊娜和庫利兄弟都打了電話，另外三個口信告訴我TJ也打了。
我先打給埃萊娜，她報告說她把所有的電話都打完了。「到最後連我自己都開始相信了，」她說，「我對我自己說，這可真好玩，不過我們如果真能把那部電影拍出來，那就更好玩了。當然，我們是不會拍電影的。」
「我覺得這類題材早就有人拍過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真的打電話給我。」
接著我聯繫上凱南·庫利，他想知道現在進展如何。我告訴他我已開發出幾條不同的調查線索，但並不指望很快就有結果。
「可是你認為我們有指望。」他說。
「當然。」
「那好，」他說，「聽著，我打電話給你是要告訴你，我得出國兩三天，做生意，去歐洲。明天從肯尼迪機場飛，星期四或星期五才會回來。有任何狀況，儘管打電話找我大哥。你有他的號碼吧？」
眼前的口信紙條上就寫著了。掛了凱南的電話之後，我撥了那個號碼，彼得接電話的聲音聽起來很混濁，我先為吵醒他而道歉。他說：「沒關係，我很高興你把我叫醒。我剛在看籃球賽，結果就在電視機前睡著了。我最討厭這種事，每次醒來脖子都是僵的。我打電話是想問你今晚想不想去參加聚會。」
「想啊。」
「我去接你，我們一起去怎麼樣？切爾西區有個地方每周六晚上都有聚會，我經常去的，人不多，挺好的，我們八點在十九街上的西班牙教堂見。」
「我好像沒聽說過。」
「有一點遠，不過我剛戒的時候，是參加那全區附近一個診所辦的課程，所以那裡就變成我星期六晚上固定聚會的地方。最近我去得比較少了，可是現在我有車，你知道嘛，弗朗辛的豐田在我這兒——」
「我知道。」
「那我就去你旅館前面等你，差不多七點半，好不好？」
我答應了。七點半我走出旅館時，他的車就停在前面，我正好樂得不必走路。那天下午開始斷斷續續地下毛毛雨，此刻雨勢已經變大了。
去的路上我們一直在聊運動。棒球隊的春季訓練營已經開始一個月了，不到一個月季賽即將開鑼。今年春天不知為什麼我提不起勁來，不過或許季賽一開始我也會跟著投入。目前的新聞大部分都跟合約談判有關，有個球員整天使小性子，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止值年薪八千三百萬美元！或許他真的值那麼多錢吧，我不知道；或許那些運動員統統值那麼多錢，可是就因為這一點，讓我越來越難以關注究竟誰輸誰贏了。
「我覺得達里爾好像終於進入情況了，」彼得說：「過去幾個星期他棒棒開花。」
「可是現在他已經不在紐約隊了。」
「事情永遠都是這樣，嗯？我們花這麼多年時間等待他完全發揮潛能，結果直到他穿上道奇制服才盼到。」
我們把車停在二十街上，步行穿過一條街去教堂。那天是聖靈降臨節 ，禮拜以西班牙語和英語兩種語言進行。我們的聚會在地下室舉行，大約有四十個人參加。我看到幾個在城裡其他聚會見過的熟面孔，彼得也和不少人打了招呼，其中有個女的說她好久沒看到彼得，他告訴她他都去參加別處的聚會了。
他們的形式在紐約很少見，一等主講人說完他的故事後，大家便分成小組，每組七到十人，圍著五張桌子坐下。一張桌子是新人，一張進行一般性的討論，一張討論「第十二階段」，另外兩張我忘了是幹什麼的。彼得和我都到一般性討論的桌旁坐下，大家似乎都在談論目前自己的生活狀況，還有如何讓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比起專門討論一個題目，或是對我們這種活動進行哲學式的支持，通常這樣的討論形式能讓我獲益較多。
其中有個女的最近開始擔任酗酒問題輔導員，她談到每天工作八個小時都在應付同樣的問題，聚會時很難維持參與的熱情。「我實在很難把這兩件事分開。」她說。另一個男的說他最近的體檢報告證實他的HIV呈陽性反應，他是如何面對這件事的。我談到我個人工作的循環特性，如果休息太久就會變得焦躁不安，可一旦工作來了，又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以前喝酒的時候要平衡自己的感覺比較容易，」我說，「但現在不行了，不過參加聚會對我很有幫助。」
輪到彼得時，他大部分只回應別人說的重點，很少談到自己。
十點，我們圍成一個大圓圈，手握著手一齊禱告。這時外面的雨勢已小了許多。我們走到那輛凱美瑞旁，他問我餓不餓，我這才發覺自己還真餓了。我沒吃晚餐，只在從圖書館回家的路上吃了一塊比薩。
「你喜歡中東菜嗎，馬修？我說的不是那種賣肉串的小攤，而是道地的中東菜。格林威治村那兒有一家很棒。」我說聽起來很好。「你知道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嗎？我們可以去布魯克林那兒轉一轉，除非你最近在大西洋街附近轉太久，已經轉煩了。」
「有點兒遠吧？」
「嘿，我們有車，不是嗎？既然有車，不如好好利用一番。」
經過布魯克林大橋時，我正在想那橋在雨中真美，他說：「我愛這座橋。前幾天我才讀到所有橋都在老化，我們不可以不管，一定要不斷維修。紐約市的確在做維修工作，可是做得還不夠。」
「沒有錢嘛。」
「怎麼可能？這麼多年來紐約市愛做什麼就做什麼，現在卻整天哭窮。怎麼會這樣，你知道原因嗎？」
我搖搖頭，「我覺得不只是紐約，好像每個地方都一樣。」
「是嗎？我只看得見紐約，我老覺得整個城市好像一點一點往下坍，你怎麼說的，對，『下層結構』，就這個詞兒。」
「也許吧。」
「整個下層結構都在崩潰。上個月才又爆了一條大水管。到底怎麼回事，系統太老舊，每樣東西都不行了？十幾二十年前，誰聽過大水管爆裂嗎？你記得這種事情以前發生過嗎？」
「不記得，不過這並不表示它就真的沒發生過。很多事情發生我都沒注意到。」
「嗯，你說得有理。我也一樣，很多事情仍然在發生，我卻沒注意到。」
他選的那家餐廳在和大西洋街隔一個街區的法院大道上。我聽他的建議，點了菠菜派當開胃菜，他向我保證這和希臘咖啡店做的圓餅夾菠菜絕對不同。他沒騙我。我的主菜是一道砂鍋，裡面有壓碎的小麥和快炒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