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早上打了個電話給艾弗森，留了言；大約十一點的時候，他回電了。「我仔細想了你說的話。」我跟他說，「他們是怎麼把那麼多東西帶回來的？除了銀器之外，不是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嗎？」
「我們全找回來了。」他說，「連吃生蠔的小叉子都沒落下。」
「他們是怎麼回來的？」
「怎麼回來的？」
「他們兩個有車嗎？」
「別說是車了。」他說，「你看過他們的公寓，還記得嗎？他們的傢具，我不是也告訴過你嗎？比爾曼有條換洗的牛仔褲就不錯了，他怎麼可能會有車？」
「那他們是怎麼回布魯克林的？」
「你是怎麼回布魯克林的？乘D線地鐵啊。你就是要說這個嗎？」
「你說這兩個傢伙背著裝滿贓物的大包，就這麼一路乘地鐵回來？」
「怎麼，你以為這會是第一次嗎？要不，他們隨手招了一輛無執照的計程車……只是在曼哈頓要找這種計程車，怕是不容易吧？」
「沒錯。」
「所以，看來，他們很可能是偷了一輛車。把引擎的電線接一接，如果他們懂得這種技術的話。也許他們眼睛亮，找到一部鑰匙沒拔的車子。開去幹活，先在外面等著，等到完事之後，再開回家。」
「在他們住的附近發現失竊車輛了嗎？」
一陣沉默。再開口的時候，語氣比剛才冷靜多了。「我想沒有。」
「那輛車去哪兒了？」
「可能他也沒把鑰匙拔出來，」他說，「然後被別的混混偷走了，開到不知道誰的轄區里，變成別人的麻煩了。你覺得這部車他們能用多久？兩個小時？也許他們又把它還回去了，反正就是這樣，車主根本還就發現他的車子不見了。」
「也有這種可能。」
「你覺得你發現了一些破綻嗎，斯卡德？」
「只是懷疑罷了。」
「你讓我懷疑起自己來了。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呢？」
「想讓情況更明朗一點。」
「情況更明朗一點？我的感覺是，你這樣四處打聽，接下來就會說是我們搞砸了，沒使盡全力去找那部失竊的車輛。」
「我沒有這個意思。」
「坦白說吧，」他說，「在我們辨認出那批銀器的來歷之後，這案子就算結了。警界的老規矩了，誰不希望儘快了結，不要再查下去了？你以為我們真的沒去清查失竊車輛嗎？」
「我相信你們查過。」
「沒錯，你他媽的說得一點也沒錯。我們還查了半天。失竊車輛記錄全部都調出來查過了。就算是沒做，也不會有人怪我們的。可我們都做了。案子結了嘛，調查工作當然要告一段落。我們的所作所為百分之百正確。」
「我就是希望能夠百分之百正確。」我說。
「怎麼說？」
「假設有第三個人，」我說，「有個人帶他們到曼哈頓，在外面等他們，然後再把他們送回來呢？」
「繼續說。」
「然後他把他們送到科尼島大道，接下來再處理那部車。也許車是偷的，就乾脆把它丟到城的另一端。也許車是他的，就停在他的停車位里。」
「如果他有點腦子的話，就應該把車子里里外外徹底清理一下。」
「同時，比爾曼和伊凡科等在公寓里，比爾曼把伊凡科給殺了。」
「為了至今不明的原因。」
他的聲音有點像是菲爾茨 ，聽起來，我們又是朋友了。「而且要讓別人也查不出原因來。」我說，「把死亡的線索永遠堵在房門裡面。」
「有點有線，躺在地上的伊凡科其實傳出了一組莫爾斯密碼。」
「也許這才是他鎖門的原因。」我接著說，「這樣第三個人才不會突然闖進來。」
「也許他先就一槍殺了伊凡科，然後把門反鎖起來，打算好好想一想，接下來要幹什麼。」
也有可能是他不希望開車的第三個人衝進來阻止他殺伊凡科，我想。也許他一進公寓，就下意識地把門反鎖上了，覺得這樣比較安全。
「第三個人。」艾弗森說，「我現在明白你的推理了，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找不到贓車，但是，你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嗎？」
「沒有。這只是我的推測罷了。」
「沒有人見到什麼第三個人在曼哈頓出現。」
「目前為止，的確沒有人看見過。問題是這個案子已經結了——」
「是啊，我知道。所以，只好由你接手把這些疑點查個水落石出。有個人先前來找過比爾曼兩三次，或許他就是第三個人，姑且稱之為神秘的X先生好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誰知道？比爾曼自己就夠神秘的了，他的鄰居根本不了解他。獨來獨往，最多偶爾出個門買啤酒和比薩。據說，有人來找過他兩三次，但究竟是什麼時候，又沒有人說得上來。我們先前都以為這個人是伊凡科。」
「特徵符合嗎？」
「特徵？『一個戴著棒球帽的痞子。哦，嘿，等一等，也許他戴的不是棒球帽，應該說是個戴著帽子的痞子。』」
「也許槍是第三個人給的。」
「嗯，如果他有車，他為什麼不可能有把槍呢？」他笑道，「我以前一直覺得槍是伊凡科的。」
「比爾曼沒有槍嗎？」
「鄰居沒見過，但他們的話有多大的可信度？我猜這把槍是偷來的。街頭小混混的槍多半是這麼來的，這兩個人手腳不幹凈，老是偷雞摸狗的，可能性更大。有的人擔心自身安全，買把槍來自衛，結果，混混闖了進來，他就和自己的槍說再見了。萬一，他運氣不好，回到家剛好撞見這個混混，他就會看到他的槍正指著他，最後聽的聲音就是，砰。」
「一把義大利的點二二。」謝林說。「聖佩里諾 十發自動手槍。你一定以為他們只會做礦泉水吧。」
「多領域經營是事業成功的關鍵。」
「你這話接近真理。這把槍登記在一個精神科醫生的名下，住在中央公園西街二四二號，三月份住宅被盜賊闖入，當時就申報了遺失。醫生和他老婆當時在戲院，回來發現家中被盜，丟了一些值錢的東西和珠寶。嗯，這個有意思。」
「什麼？」
「失物清單上有項有意思的東西——『兩條白亞麻布枕頭套』。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幸好醫生跟他老婆過了一會兒才回家。」
「聽起來像是比爾曼和伊凡科乾的好事，是不是？枕頭套往背後一搭，好像是上洗衣店。槍，並沒有在第一次的失物清單上出現。」
「哦？」
「什麼都報了，珠寶、枕頭套，過了三天，他才補充說，槍也不見了。他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想起來還有一把槍被他鎖在抽屜里。你猜怎麼樣？抽屜的鎖被撬開了，槍呢，當然不在裡面。為什麼把槍放在抽屜里，還鎖起來？」
「為了安全吧，我想。」
「那還要那把槍幹什麼呢？弄得那麼複雜，真到了生死關頭，怎麼拿出來呢？而且放在辦公室的抽屜里。」
「你說把槍放在看病的地方？」
我聽到翻紙頁的聲音。「上面沒寫。」他說，「聽起來挺合理的，不是嗎？他一天到晚看病人，他的病人可不是來割扁桃腺的。有的人發起瘋來可不得了。」
「你說的這個情況應該有個專業名詞才對。」
「假設，一個麻煩人物衝進來了，必須要把他解決掉。醫生掏出鑰匙，打開抽屜。都到要開槍的地步了，還有時間這麼慢吞吞的嗎？」
「只要稍微激動一點，你的心理醫生就會拿槍指著你，」我說，「這個病人一定很快就好起來了。」
謝林大笑。「你已經到了突破的邊緣。」他說，「請你跟你的憤怒保持聯絡，要不就回想你慘遭叔叔凌虐的那個晚上。你說得正起勁呢，躺在沙發上抬頭一看，納德勒醫生正拿槍指著你。」
納德勒醫生不願意跟我說話，我不怪他。先拋開醫生病人之間的保密關係不談，我希望他能跟我說什麼？他難道會告訴我，比爾曼和伊凡科曾經是他的病人，每個星期四都會來他的辦公室，躺在舒服的躺椅上，向他細說受傷害的童年和一再出現的夢境？難道他會知道誰闖進他的住宅，偷了他的槍？還是他有難言之隱，不能跟警方說，只能跟我說？
我放下電話，心裡也覺得他拒絕接見我倒也不錯。如果他很熱心，真的歡迎我去找他，我還得想一些問題去問他。坦白地說，我還真不知道要問些什麼。
我繼續探求真相，但是，我發現的東西實在不值一提。這種感覺在偵探的過程中其實會一再出現。你敲開一千扇門，問了一萬個問題，只是把零碎的信息堆在那裡而已，直到一個線索突然和另外一個線索連起來，才會頓時柳暗花明。你只能一直往前進，但此時，不斷有聲音在你耳朵邊嘮叨，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