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美好的夏日傍晚，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霍蘭德夫婦在六點到六點半之間，來到了林肯中心。他們可能先在什麼地方碰頭——也許是在廣場的噴泉前，也許在大廳，誰知道——再一起上樓來。伯恩·霍蘭德是個律師，在帝國大廈跟合伙人有幾間辦公室。他大概是直接從辦公室過來的，來這裡的人多半西裝革履，他並不需要換衣服。
他大約五點多離開辦公室。他們家在哥倫布圓環與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間的西七十四街，所以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先去接他太太。他們一起慢慢地走到林肯中心——也就半英里遠吧，花不到十分鐘時間。我跟埃萊娜也是這麼悠閑地散步過來的。我們倆的公寓在第九大道與五十七街的交會口，但霍蘭德夫婦住的地方要遠一些。也可能他們不想步行，是叫計程車，或是乘公共汽車來的。
總之，他們到了那裡。時間還相當寬裕，可以在晚餐前先喝上一杯。霍蘭德先生五十二歲，個頭不小，有六英尺二英寸；下巴很結實，額頭很高。年輕時是運動選手，現在每天仍到中城的健身房運動，但是，中年發福的痕迹終究無法完全抹去。年輕時的他，好像總是吃不飽似的；現在的他，看起來富態穩重得多。霍蘭德先生一頭深色的頭髮，太陽穴附近已有些銀灰；眼睛是褐色的，一般人會覺得這種眼色的人過於警覺猜忌，不過，這多半是因為他聽得多，說得少的緣故。
他太太的話也不多，長得很漂亮，雖然不再年輕了，但歲月讓她變成了一個端莊秀麗的婦人。她及肩的頭髮是黑色的，有幾縷紅色的挑染，整整齊齊梳在腦後。她比霍蘭德先生小六歲，身高也差了好幾英寸；不過，她腳上的高跟鞋彌補了不少差距。二十多歲結婚之後，她確實胖了好幾磅；可當時的她跟模特兒一般清瘦，稍微胖一些也不難看。
他們倆站在埃弗里·弗希爾廳 、各拿一杯白葡萄酒，隨意拿些點心的模樣，至今仍然在我眼前，栩栩如生。既然如此，也許我們曾和他們擦身而過，點頭微笑，也可能是我見到了這麼美麗的女人，所以多打量了她幾眼。我們跟霍蘭德夫婦，還有上百位賓客，那天晚上都在場。難怪稍後我見到他們的照片時，總覺得似曾相識。但說實話，我那天到底有沒有見過這對夫婦，自己也沒有什麼把握。也有可能是其他時候我們在林肯中心或卡內基音樂廳遇到過，也不能排除在我家附近見過他們的可能。我的目光可能掃過他們多次，卻始終沒有正眼細看過，就和那天晚上一樣。
我遇到了別的熟人。埃萊娜和我跟雷·格魯利奧還有他的妻子米歇爾聊了幾句。埃萊娜把我介紹給幾年前她在曼哈頓上課的同學、一對經常上門照顧她生意的熱心夫婦。我也讓埃萊娜見過我的朋友。一個叫埃弗里·戴維斯，是我在三十一俱樂部認識的房地產大亨；另外一個是端點心盤的侍者，是我在聖保羅教堂匿名戒酒協會認識的。我只知道他叫做弗利克斯，姓什麼可就不知道了，估計他也不知道我的姓氏。
我們還見到了一些久聞其名，但一直無緣結識的名人，芭芭拉·沃特斯 、貝弗莉·蒂爾斯 都在場。這是紐約仲夏音樂節的開幕酒會，喜歡莫扎特的人在這個夏天可以聽個痛快。捐兩千五百美元以上贊助這個音樂節的人士，會被邀請參加感謝晚宴，享用晚餐和雞尾酒。
埃萊娜總喜歡把她做生意賺來的錢攢起來，拿去投資城裡的出租產業。紐約的房地產是個只賺不賠的行業，誰都能蒙著眼睛做成一筆好交易，更何況是埃萊娜這麼精明的女人。她本來就是那種很少出差錯的人，處理自己的生意更是遊刃有餘。如今，她已買下我們倆在凡登大廈的公寓，還有一套皇后區的公寓在出租。從經濟上看，我和埃萊娜都不缺錢，完全不用工作，過幾天清閑日子。可我還是干著偵探的老本行，埃萊娜也還是在第九大道往南幾條街的地方開她的小鋪子。我們都挺喜歡目前的工作，賺到的錢也不愁沒有地方用。話說回來，就算是沒有人雇我調查事情，或者埃萊娜賣繪畫、古董的小鋪子沒人光顧，我們也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我們倆都覺得應該把一部分的收入捐出去。幾年前，我有一個習慣：把收入的十分之一順手放進隨便哪個教堂的捐款箱里。近些年來，我想得多了，對於這種做法，有些保留，但是，我還是會找別的機會，把錢捐出去。
埃萊娜喜歡贊助藝術活動。要論聽歌劇、參加畫廊開幕式、博物館展覽的次數，我當然不及她——但是，我去棒球場，拳擊場的次數，可比她要多得多。至於音樂，不管是古典的，還是爵士的，則是我們共同的興趣。爵士酒吧不會要我們捐錢，最多收點入場費；不過，我們可是寄了不少支票給林肯中心和卡內基音樂廳。他們的回報是希望我們多參加他們的活動，今晚就是個例子——有飲料、套餐，還有音樂節開幕式的貴賓保留席。
六點半，我們坐上安排好的餐桌。同席的還有三對夫婦，我們自我介紹，一邊吃，一邊聊天，很是親切。如果問我這三對夫妻的姓名，我即使不全記得，也能說上個八九不離十。但，這有意義嗎？自此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們了，在這故事裡，也沒有他們的角色。伯恩與蘇珊·霍蘭德沒和我們一桌吃飯。
他們坐在別的桌子上，我後來才知道，霍蘭德夫婦倆在大廳的另一頭。可能我之前見過他們，但在那天的晚宴上，我肯定沒有去看他們。聽音樂會時，他們的座位就在我們前兩排，但他們在中間位置，我們則偏左一些。因此，除非幕間休息時偶然遇到，我應該不會見到他們。
晚餐相當可口，同桌的客人也還算是談得來。演奏更是動聽，這個音樂節的主題是莫扎特：他的鋼琴協奏曲和交響樂《布拉格》是音樂會的主題，其間點綴了德沃夏克的交響組曲。節目單上說莫扎特與德沃夏克好像有點淵源；還是說莫扎特與布拉格有點關係？要不，就是莫扎特寫過交響樂《布拉格》，而德沃夏克又是捷克人，所以把兩者聯繫在一起了？實在搞不清楚，我沒花太多心思在這上面。我就坐在那裡，聽音樂。音樂會結束後，我們就回家了。
霍蘭德夫婦是走路回家的嗎？現在已經無從知曉了。沒有計程車司機說自己曾經載過這對夫婦。路上的行人也沒有注意到他們。他們大概是乘公共汽車回家的吧。但依然沒有目擊者出現。
那麼，還是走路回家的可能大一些。只是霍蘭德太太穿著高跟鞋，或許會減少她走路回家的興緻；但是，那天夜涼如水，不悶，不濕，兩個人身體都挺好，一時高興，就這麼邊聊邊走回家也說不定。音樂會散場之後，外面總有一大排計程車在等候，但卻有更多人搶著招手，所以走回家更加簡單輕鬆。不過，還是那句話，沒人知道他們是怎麼到家的。
演奏會結束，指揮鞠躬下台，樂師魚貫出場，伯恩與蘇珊·霍蘭德只剩下一個半小時的生命。
當然，我沒有證據，但根據我的想像，他們是走路回家的。他們倆聊了不少事情——剛剛聽的音樂、餐桌上那個粗魯的同伴，在這樣的夜色下，散步於紐約街頭，又是多麼愉快的感受。但大部分時候他們是沉默的，這種沉默是和諧的，是結婚多年形成的默契。
過馬路的時候，他牽著她的手，她也正伸出手來，尋覓他的指引。他們就這麼手牽著手慢慢回家。
他們的房子是豪華的褐石蓋成的，位於七十四街靠近下城的那一端，大概在這排房子中間的位置。這幢房子是他們買的，上面三層他們居住，一樓和地下室租給一個高檔古董店的老闆。二十六年前，他們買下這幢房子，主要靠的是繼承來的財產，花了二十五萬多美元；幸好有古董店租金的收入，應付稅和維護費用綽綽有餘。現在，這幢產業的價值起碼是過去的十倍；樓下古董店的租金一個月更高達七千五百塊，霍蘭德夫婦一年的稅都用不了那麼多。
如果不是當初投資正確，他們現在一定會笑著說，他們可負擔不起這樣的豪宅。霍蘭德先生當律師，收入相當優厚——他們的女兒念了四年私立學校，不但沒有跟銀行貸款，就連存款都沒動用——只是這些年來，他們無法離開紐約，或者再買一幢價值三百萬的房子。
他們倆可用不了這麼大的地方。買這幢房子的時候，她正巧懷孕了。五個月後，孩子流產；一年內，她再度懷孕，生下他們第一個女兒，克里斯廷。兩年後，獨子肖恩出生。肖恩十一歲的時候，參加少年棒球聯盟賽，被球擊中頭部，傷重不治而亡。死亡來得很突然，一時之間，兩人都不知所措。接下來的那一年，他每天爛醉如泥，難得清醒；她則是與朋友的丈夫勾搭上床。隨著時間過去，兩人的傷口慢慢癒合。霍蘭德先生漸漸戒掉了酒精，霍蘭德太太結束了婚外情，回歸家庭。這是他們結婚以來，第一次出現緊張關係，也是最後一次。
她是一個作家，出版過兩本小說和十幾個短篇故事。她的寫作生涯並沒有為她帶來什麼利潤。短篇小說偶爾在雜誌上發表，沒有稿費，最多得到點名聲和一些作者贈書罷了。兩本小說雖然評價不錯，但銷路卻不怎麼樣，現在已經不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