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約了貝弗利·伊斯瑞奇七點鐘在皮埃爾飯店的酒吧見面。離開普拉格的辦公室以後，我進了麥迪遜大道上的一家酒吧。那兒已變成廣告人的巢穴，噪音頻率高得使人無法放鬆情緒，我喝了些波本就走人。
往第五大道的途中，我在聖托瑪斯教堂停下來，進去坐在家庭席上。我發現自從辭職以及離開孩子老婆以後，教堂反而成了我的常去之處。其實我不知道教堂是幹什麼用的，但紐約大概只有教堂是能讓人思考的地方了。我不確定那是它們唯一吸引我的原因。按理說人們來這裡比較像是為了某種自我探尋，雖然我一點都不知道在探尋什麼。我不祈禱，什麼也不信。
但它們是個坐下來思考的好地方。坐在聖托瑪斯教堂里，我想了一下亨利·普拉格其人。實際上，這次思考沒什麼結果。如果他少些戒心而多些表情的話，我或許能有點結論。他一點也沒有撇清的意思，但如果他聰明到能在「陀螺」已有戒備的情況下還殺了「陀螺」，他也能使我搞錯方向。
把他看做兇手，我覺得不對勁，然而要把他當做勒索受害人，還是不對勁。他不知道這一點，我也沒有時間告訴他，但他應該曾叫「陀螺」帶著他的垃圾滾蛋。花了那麼多錢去掩蓋罪行，應該沒有人能抓住他的把柄了。他女兒幾年前犯了罪，最嚴厲的控訴應該是開車撞死人，但是以過失殺人起訴的可能性大些，而且應該會判緩刑。經過這些年後，即使再把真相公布出來，對他和她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了。也許會招來一些非議，但是不足以毀了他的生意或他女兒的前途。
所以在表面上，他沒有多少理由接受「陀螺」的勒索，更別說是殺他了。除非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事。
他們三個——普拉格、貝弗利·伊斯瑞奇、哈森達爾——都曾付錢給「陀螺」叫他閉嘴，直到其中之一決定要他永遠安靜下來。我得做的，就是找出那個人來。
而我真不想這麼做。
我有幾條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是，我不能像警察一樣給那個兇手一槍。我想做的是，把「陀螺」的信封扔在一個好刑警的桌上，讓他去處理。警方所掌握的死亡時間一定比凱勒給我的含糊估計精確得多，他們可以對那三個人做徹底的訊問，核對不在場證明，這些就幾乎足以使案子水落石出了。
這當中只有一件事不對：兇手「砰」的一聲就可以了結，但另外兩位可要灰頭土臉了。我很想把信封扔給警察算了，反正他們三個都是有污點的人。一個撞了就跑的兇手、一個妓女兼坑人專家、一個骯髒的變態——「陀螺」有他個人的道德觀，他覺得他對那沒殺他的人有義務，因為他們花了錢收買他。但他們可沒收買我，我不欠他們的。
警察是一個選擇。如果我一直査不出關鍵來，最後還是要交給警方處理。但目前，我打算試試看。所以我約了貝弗利·伊斯瑞奇見面，也出其不意地探訪了亨利·普拉格，明天則是去看西奧多·哈森達爾。到後來，他們都會發現我是「陀螺」的繼承者，他的鉤子還是牢牢地勾住他們。
一群遊客從走道經過，相互對祭壇上精巧的石雕指指點點。我等他們走了以後，又坐了一兩分鐘才離開。經過門邊，我看了一下門上的募捐箱，上面寫著：你可以選擇贊助海外教會工作或幫助無家可歸的孩子。我從陀螺給我的三十張百元鈔中抽出三張，塞進幫助無家可歸孩子的募捐箱細縫中。
有些事情，我做了也不知道為什麼。其中一件是：繳十分之一的稅。也就是說，每賺一筆錢，都拿出十分之一捐給任何一座我剛好經過的教堂。天主教教堂得到的比較多。倒不是我有所偏好，而是它們多半全天開放。
托多瑪斯教堂是天主教派，門上有塊牌子說他們全天候開放，以便過往行人能在此躲避曼哈頓商業區的喧囂。我想遊客的捐獻足夠教堂花費了。瞧，現在就已經有三百塊了，算是一個死去的勒索人的好意吧。
出了教堂，我朝上城走去，是該讓那位女士知道誰代替「陀螺」的時候了。一旦他們都知道，我辦這件事就容易多了，只消坐下，放鬆心情，等著殺「陀螺」的那個人來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