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處教堂的鐘聲把我敲醒。我的頭腦很清楚，並且感覺還不錯。我兩條腿懸在床邊，眼睛和一隻貓正好四眼相對。它的毛很長，蜷縮卧在地上。它看了我一下，把頭縮回去繼續打盹兒。和這家的女主人睡了一晚，連貓也都能接受你了。
我穿好衣服，在廚房裡找到簡。她正在喝一杯淡色的柳橙汁。我猜她一定加了一些什麼可以緩解宿醉的東西在裡面。她用過濾咖啡壺泡好了咖啡並且倒了一杯給我。我站在窗戶旁邊喝。
我們沒有交談。教堂的鐘聲已經停下來了，周日上午的沉寂跟著擴散開來。外面天氣晴朗，太陽在沒有雲的天空上燃燒。我往樓下看卻看不到一丁點生命的跡象，街上沒有人也沒有車子在移動。
我喝完了咖啡，把杯子放進不鏽鋼水槽里的臟碗盤中。簡用一支鑰匙把電梯升上樓來。她問我是不是要去羊頭灣，我說我猜我是要去那兒。我們互相擁抱了一會兒。透過她穿的晨袍，我感覺到她美好身軀的溫暖。「我會打電話給你。」我說，然後乘坐那部尺寸過大的電梯到一樓。
一位名叫奧布賴恩的警官通過電話告訴我怎麼到他們那裡去。我依照他所說的，先乘BMT布萊頓線到格林夫森區的內克路。火車經過布魯克林後跑到地面上來，經過一些有草皮的獨棟式房屋區，看起來真是一點也不像在紐約。
六十一分局的警察局在康尼島大道上，我不怎麼費事就順利找到了。在小隊辦公室里，我和一個滿臉橫肉，長下巴，名叫安東尼里的刑警玩猜謎遊戲。還好我們都認識的人夠多，這才使他對我寬心不少。我告訴他我現在正在辦什麼案子，而且提到是弗蘭克·菲茨羅伊引薦給我的。雖然我不覺得他們會彼此熱愛對方，但是他也認識弗蘭克。
「我得先看看我們的檔案是什麼個樣子。」他說，「不過你可能在菲茨羅伊給你看的檔案里見過我們的報告副本了。」
「我主要是想和看過屍體的人談一談。」
「你在曼哈頓看到的檔案里沒有處理現場警官的名字嗎？」
這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也許我不用跑到布魯克林的這個鬼地方來同樣可以辦好這件事。不過，如果你走出去找線索，有時候你找到的東西會比你原本想要的更多。
「好吧，也許我可以找到那個檔案。」他說。他把我留在一張邊緣滿是香煙燒出的疤痕的桌子旁。過去兩張桌子，有個捲起袖子的黑人刑警在打電話。聽起來像是在和一個女人講電話，而且不像在講警察局的事。靠著較遠那面牆的另一張桌子上有兩個警察，一個穿制服一個穿便服，在訊問一個有著一頭蓬亂黃髮的十幾歲少年。
安東尼里拿著一本薄薄的檔案夾過來，丟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拿起來看，偶爾停下來在我的記事本上記些東西。我了解到這個受害人是住在黑林街二七五零號的蘇珊·波托夫斯基。她二十九歲，兩個孩子的媽媽，和她當建築工人的丈夫分居。她和孩子住在兩個家庭分租的雙拼式房屋裡。她住在較低樓層。她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約兩點時被殺的。兩個孩子，男的八歲女的十歲，在下午三點半左右一起放學回家，發現他們的媽媽在廚房地板上，衣服被脫掉一部分，屍體上布滿了戳刺的傷口。他們跑到街上尖叫直到巡邏警員出現。
「找到什麼了嗎？」
「也許。」我說。我抄下第一個到達現場的警察姓名還有兩個六十一分局刑警的名字。他們兩個在本案轉給中城北區前也到過黑林街的命案現場。我給安東尼里看這三個名字。「這些傢伙中有哪一個還在這裡工作的？」
「巡邏警員伯頓·哈弗梅耶，三級刑警肯尼斯·奧爾古德，一級刑警邁克爾·奎因。邁克爾·奎因在兩三年前死了。他利用職務之便和一個搭檔在W大道合開了一家烈酒專賣店，店裡發生槍戰，他被殺死了。真慘，在他死前兩年他妻子也因癌症去世了，四個孩子被孤伶伶地留在世上，最大的一個才剛要上大學。你一定看過相關報道。」
「我想我看過。」
「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殺死他的傢伙才被揪出來。兇手現在還活著，而他卻已經死了。所以你去想吧。另外兩個，奧爾古德和哈弗梅耶，我不認得這兩個名字，所以他們一定在我來之前就離開六十一分局了。我來這兒幾年了？五年？差不多。」
「你能查得出來他們到哪裡去了嗎？」
「我也許可以查得到。你究竟要問他們什麼呢？」
「她的兩個眼睛是否都被戳穿。」
「那個叫什麼來著的人？菲茨羅伊？給你看的檔案里沒有驗屍報告嗎？」
我點點頭。「兩個眼睛都有。」
「所以？」
「你記得幾年前的一件案子嗎？他們從哈得遜河撈上來幾個女人，說她們是淹死的。法醫辦公室里有個天才把一個顱骨拿出來當紙鎮用，後來這個醜聞傳了開來，因為事情炒得火熱，終於第一次有人把這個骷髏頭拿出來仔細查看，才發現裡面有個彈孔。」
「我記得。她是一個從新澤西來的女人，嫁給一位醫生，是不是她？」
「對。」
「我有個可靠的經驗法則。假如有個醫生的老婆被殺死，那一定是她丈夫做的。我不用找什麼狗屁證據，醫生總是做這檔事。我不記得那個醫生後來成功脫罪了沒。」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了解你的意思。驗屍報告對你沒用。但是九年前的目擊者又能有什麼用呢？」
「不很有用。不過……」
「我來看看我能找到什麼。」
這一次他去得久了一點，回來時表情有點怪。「這案子運氣不好，」他說，「奧爾古德也死了。至於巡邏警員哈弗梅耶，他辭職不幹了。」
「奧爾古德是怎麼死的？」
「心臟病發作，大約一年前。他幾年前轉調出去了，到中央大道的總部去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倒在桌上死了。檔案室里有個傢伙從奧爾古德在這裡工作時就認得他，並且正好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就我所知，哈弗梅耶可能也已經死了。」
「他怎麼了？」
他聳聳肩膀，「誰知道？在冰錐命案發生後沒幾個月，他就遞辭呈回去過他的平民生活了。理由是不特定私人原因。他只做了兩三年的警察。你知道新進人員的離職率是這樣子的。他媽的，你自己就是個離職警察。私人原因，是吧？」
「差不多是這樣。」
「我査出了一個地址和電話。這段時間裡他可能已經搬過六次家了。假如聯繫不到，你可以試試市局。他在這裡待得不夠久，沒有任何津貼可以領，但他們經常跟蹤記錄離職警察。」
「也許他還住在同一個的地方。」
「有可能。我祖母就還住在伊麗莎白街上那種有三間小房間的公寓里，她從巴勒莫下船以來一直住在那間公寓里。有些人固定不動，其他的人換房子像換他們的襪子一樣。也許你走運。我還能幫你什麼？」
「黑林街在哪兒？」
「命案現場？」他笑了。「天呀，你是只嗅覺敏銳的獵犬，」他說，「要先去嗅一嗅那是什麼味兒，嗯？」
他告訴我該怎麼走。他浪費了很多時間幫我，但是他不要我的錢。我感覺得到他可能不會要——有人要也有人不要——然而我還是向他提議：「你或許要買頂新帽子。」他走過來很堅定地露齒一笑，向我保證他有一柜子的新帽子。「這些日子以來，我也難得有機會戴帽子。」他說。我只是要給他二十五元，比之他所做的努力實在是很廉價。「在安靜的分局裡時間過得很慢。」他說，「我剛才提供給你的東西對你能有多少幫助呢？對波朗坡的那個案子你心裡已經有譜了嗎？」
「還沒有。」
「像在煤礦堆中找黑貓一樣。」他說，「幫我一個忙。有結果的話讓我知道。如果有結果的話。」
我照著他說的方向走到黑林街。九年來這一帶一定沒什麼改變。房子都還在，四處都是小孩子。路邊磚道上停著車，通往住宅的車道上也幾乎都停著車。我覺得這個街區里應該還有成打的人記得蘇珊·波托夫斯基，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別人都合不來的丈夫在謀殺案發生後搬回這裡和兩個孩子住在一起。
他們現在一定長大了，十七歲和十九歲。
她生下第一個孩子時一定還很年輕。那時候她自己才十九歲。不過在這個地區早婚又早生孩子並非不尋常。
我認為他可能已經搬走了。假如他是為了孩子搬回來的，他不會讓孩子們繼續住在他們發現媽媽死在廚房地板上的屋子裡。他會這樣做嗎？
我沒有按那間屋子的門鈴或其他人的門鈴。我不是在調查蘇珊·波托夫斯基的謀殺案，我不需要白費力氣。我看了她死在裡面的房子最後一眼，然後轉身離開。
伯頓·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聖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號。東村不像是一個警察住的地方，而且看起來在九年後還住這裡的可能性極低，不管他是否繼續留在警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