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搭火車回市區的路上讀了一份報紙。有一篇專欄報道討論從背後勒頸襲擊案件有增加的趨勢。文章建議讀者如何使自己不要成為醒目的攻擊目標：兩人或一群人走在一起，走燈光充足的街道，靠路邊磚道走，不要靠著建築物走。走路速度要快，並且要保持警覺，避免別人對著你迎面走過來。那些襲擊者總先估量一下你的身材，看看你是否容易下手。他們會佯裝問時間問方向。別讓他們有機可乘。市區生活太棒了。「對不起，先生，你能告訴我到帝國大廈怎麼走嗎？」「去你的！你這神經病！」這就是現代都市的禮儀。
火車好像沒有終點站似的。到長島去總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希克斯維爾離安妮塔和孩子們住的地方還有得很遠，但長島就是長島，而且我每次到那裡都隱隱約約感到不大舒服。我很高興賓州車站終於到了。
這時候該要喝一杯了。在車站專門做上班族生意的酒吧里，我很快喝了一杯。周六對道格拉斯來說也許是忙碌的一天，但對鐵馬酒吧的酒保來說今天的生意很清淡。他平日的客人一定都跑到希克斯維爾買小型帳篷和籃球鞋去了。
我走回街上時，太陽已經不見了。我走過三十四街，再轉往第五大道去圖書館。沒有人來問我現在幾點或荷蘭地下道怎麼走。
走進圖書館，我停下來用公共電話打給林恩·倫敦。她父親給了我她的電話號碼，我査看了我的記事本，然後撥電話。電話答錄機接聽了我的電話。一開始答錄機先重複她電話號碼的後四位，然後說無人接聽，請我留下姓名。這是女人的聲音，准沒錯，只是有一點點輕微的鼻音，我認為這是芭芭拉的妹妹特有的。我沒有留話就掛斷了。
在圖書館裡，我仍舊拿出那本我先前用過的布魯克林區指南。這次我査看懷科夫街的另外一棟建築物。裡面有四間公寓，其中一間租給愛德華·科溫夫婦。
這個名字給我提供了一個消磨午後時光的方法。在第四十一街和麥迪遜轉角處的一家酒吧里，我叫了一杯咖啡和一杯可以加到咖啡里的波本，又把一塊錢換成十個一毛的硬幣。我從曼哈頓開始，這裡有幾個愛德華·科溫，一個E.科溫，一個E.J.科溫，一個E.V.科溫。沒有一個有結果。我利用査號台，先拿到布魯克林區的名單，接著是皇后區、布朗克斯和斯塔頓島。有些號碼佔線，我在接通前必須試個四五次，其他的都無人接聽。
我又多換了一些零錢，然後撥電話給紐約五個區內所有的J.科溫。在這段時間內，我喝了第二杯摻有波本的咖啡。我就這樣漫無目標地用掉不少零錢，不過大部分的調査工作都是如此。只要她還住在這一帶，瞎貓也會碰到死耗子的。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
我離開酒吧的時候，大約三分之二的電話號碼我已經做上記號表示和對方聯絡過，但他或她並不是我要找的科溫。有必要的話我會找個適當的時候再打電話，但我覺得希望不大。賈妮絲·科溫結束營業而且公寓也退租了。她可能在那時候搬到西雅圖去住。她和她的丈夫也可能在西威徹斯特，或新澤西，或康涅狄克，或希克斯維爾給網球拍標價錢。只依靠電話黃頁辦事成效有限。
我又回到圖書館。我知道她是什麼時候結束快樂時光託兒所的，我從房東那裡只打聽到這一點。她和她的丈夫是否也大約在那個時候搬出波朗坡區呢？
我査了一年又一年的城市指南，找到了科溫夫婦遷出懷科夫街那棟磚造公寓的年份，時間看來很吻合。結束託兒所很可能是搬家的序曲。他們可能搬到郊區去，他的公司也許把他調到亞特蘭大去。或者他們分手，各走各的路。
我把指南放回去後，突然又有一個高明的主意，我的想法又改變了。我走回去把它再拿出來。自科溫夫婦搬走後，那棟建築物還轉過三次手。每個房東各擁有數年的所有權。我複印了他們姓名夾在筆記本中。
這次我在四十二街的一家酒吧里打電話，我跳過曼哈頓直接用布魯克林的資料。我很幸運地立刻就找到高登·波默朗斯，他把懷科夫街的建築物賣出去後還一直住在布魯克林。他們只搬到不到一里遠的卡羅爾街。
波默朗斯太太接的電話。我告訴她我的名字，並且說我想設法聯絡上科溫夫婦。她立刻就知道我說的是誰，但她不知道如何才能聯絡上他們。
「我們沒有保持聯絡。艾迪 是個好人。在她搬出去以後，艾迪常帶孩子到我家來晚餐，但是他搬走了以後，我們就失去聯絡。好多年了，我知道他大概要搬到哪裡去，不過我想不起來是哪個城市。在加州，我想是南加州。」
「是她先搬出去的嗎？」
「你不知道嗎？她離開他，就這樣留下兩個孩子離開了他。而且，她關了那個叫什麼來著的託兒所。所以他還要為自己的孩子另外再去找一家。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想像一個母親會這樣留下自己的孩子一走了之。」
「你知道她可能到哪裡去了嗎？」
「格林威治村，我猜。去追求她的藝術，不顧一切。」
「她的藝術？」
「她幻想自己是一位雕塑家。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的作品，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只知道她可能是有些天分。不過，我還是很驚訝她這麼做。她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女人。住在一棟很好的公寓里，有一個非常溫柔的丈夫，兩個漂亮的孩子，她甚至自己有份事業，而且做得也還不壞。結果，她就這麼一走了之，頭也不回地走了。」
死馬當活馬醫了。我說：「你是否正好也認識她一個名叫芭芭拉·埃廷格的朋友？」
「我沒有這麼了解她。你說什麼名字來著？埃廷格？怎麼這個名字聽起來這麼熟？」
「在你以前的住家附近被謀殺的那個芭芭拉·埃廷格。」
「就在我們搬進去以前。是的，我現在記起來了。我不認識她，因為我剛剛說了，謀殺案發生在我們搬進去之前。她是科溫夫婦的朋友嗎？」
「她替科溫太太做事。」
「她們是這種關係嗎？」
「什麼關係？」
「很多人談論這件謀殺案。這使得我要搬進去的時候十分緊張。我和我丈夫彼此安慰道：『不必擔心打雷會兩次都打中同一個地方。』但是私底下我還是十分憂慮。後來，那些謀殺案就停止了，不是嗎？」
「是的，你從來就不認識埃廷格夫婦嗎？」
「不認識，我告訴過你了。」
一位住在格林威治村的藝術家。一位雕塑家。我還沒有聯絡上的科溫中有住在那個地方的嗎？我不這麼認為。
我說：「你記不記得科溫太太結婚前姓什麼？」
「記得？我想我壓根兒就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問這個？」
「我在想如果她要追求她的藝術家生涯，可能會回頭使用她原來的姓氏。」
「我確定她會這麼做。不管是不是為了藝術家生涯，她都會回覆她本來的姓名。但是我無法告訴你她原來姓什麼。」
「當然她現在可能已經再婚了。」
「我可不這麼想。」
「請再說一遍。」
「我不認為她會再婚。」波默朗斯太太說。她的聲調變尖了，我覺得很奇怪。我問她為什麼這麼說。
「這麼說吧，」她說，「不管什麼雕塑不雕塑的，反正她可能住在格林威治村。」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她咋舌，對我的遲鈍不耐煩。「她離開她的丈夫還有兩個孩子，但不是和其他男人跑了，她是為了另一個女人而離開他的。」
賈妮絲·科溫的本姓是基恩。我搭地下鐵到錢伯斯街，花了幾個小時在檔案暨資料服務部的幾間辦公室里尋找核心資料。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辦手續上，我不斷需要那些周六不來上班的人批准我的申請。
首先我試著找結婚證書。當我知道不能成功時，就試著找出生證明。波默朗斯太太對科溫家孩子的姓名和年齡印象模糊，但她很確定最小的那個名字叫凱莉。她的母親離家時，她五歲或六歲。事實上，應該是七歲。所以她現在大約十五歲了。她的父親是愛德華·弗朗西斯·科溫，以前的媽媽是賈妮絲·伊麗莎白·基恩。
我帶著勝利感把那個名字寫在我的記事本上。不是我得意忘形，而是一種成就感。我不能證明我現在比和査爾斯·倫敦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相對而坐的時候，離謀殺芭芭拉·埃廷格的人更近了。但我查到一些東西，而且感覺很好。這是一種磨人的工作，一般而言毫無意義，但它讓我能運動一下那些平時不常用的肌肉。當我用力時，這些肌肉還會刺痛。
過了幾個街區，我發現了一家叫布拉尼·斯通的店賣熟食。我叫了一份熱的熏牛肉三明治，喝了一兩杯啤酒。吧台上擺了一台彩色大電視機，正在播放周六下午的一檔體育精選節目。幾位男子在湍急的溪流中弄著圓木。我想他們要乘圓木沿河而下。在這裡沒有人太在意他們的努力。等我吃完三明治，騎圓木的節目也播完了。接著是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