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館，我在前台停下來。沒有信件，沒有留話。回到房間里，我打開一瓶波本威士忌並在玻璃杯里倒了一些。我坐了一會兒，翻閱著一本平裝本的《聖人傳記》。這些殉教者對我有一種奇特的魅力，他們竟能找到如此多彩多姿的死亡方式。
數天前，報紙上有一則報道，嘲諷一名一年前在東哈勒姆兩個女人的公寓內犯下命案的嫌犯。受害人是一對母女，被發現陳屍在卧室里，兩個人的耳後都挨了彈。由於兇手犯案手法異常殘酷，警方一直在努力緝拿兇手。現在他們逮捕了一名十四歲的男孩子，他殺害那兩名受害婦女時年僅十三歲。
故事的最後一段說：這樁命案發生後的一年內，被害人住處附近另有五人被殺。報道中沒有指出這五件命案破案了沒有，或是被拘押的那個孩子是否有嫌疑。
我的心老是想到別的地方去。現在，我又把書放到一邊，發現自己想著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唐納德·吉爾曼也說她父親可能懷疑某人，他心裡有數但不說出是誰。
也許是她丈夫。配偶總是最先受到懷疑。如果芭芭拉不那麼像是一系列受害者之一的話，道格拉斯·埃廷格早就被反覆拷問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主動接受城中北區刑警的訊問。除了訊問外，他們沒有做什麼別的。他不但是死者的丈夫也是發現屍體的人。他工作完回家，在廚房裡驚見屍體。
我看了筆錄。作筆錄的人先入為主地認為謀殺案是冰錐大盜乾的，所以他問的問題集中在芭芭拉的行程上。她是否有為陌生人開門的習慣？她是否曾經提到有人跟蹤她或有人行跡可疑？她最近是否為猥褻電話所困擾？有人打電話來不說話就掛斷嗎？有可疑的人說他打錯電話嗎？
在訊問過程中基本上要假設訊問對象是無辜的，這種假設在當時確實符合邏輯。顯然，道格拉斯·埃廷格的態度沒有什麼令他們起疑的地方。
我已經不止一次試著要喚起對道格拉斯·埃廷格的記憶。我總認為我一定見過他。城中北區的人從我們手中接走這個案子前，我們已經在現場了。所以，當我站在廚房仔細查看伸開手腳攤在油氈上的屍體時，他應該在現場附近。我也許曾對他講過幾句安慰的話，應該會對他有印象，但是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也許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在卧室里和其他刑警或第一批到達現場的某個巡邏警員談話；也許我從未正眼看他；也許我們談過話，但我完全把他給忘了。從事這個工作多年，我看過太多剛剛痛失親人的人。在混亂的記憶里，這些人無法一個個如浮雕般清清楚楚地浮現出來。
我很快就要去見他一面。我的當事人沒說他懷疑誰，我也沒有問，但芭芭拉的丈夫很有理由列在名單之首。如果殺死芭芭拉的人倫敦並不認識，那麼，倫敦可能就不會覺得如此沮喪，不管殺她的人是芭芭拉的情人還是朋友，對倫敦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她是被她自己的丈夫，被這個倫敦認識的人，被這個在事後多年出現在倫敦太太喪禮上的人殺死的話……
我房裡有電話，但是電話要經過總機。儘管我不在乎接線員有沒有在偷聽，但我討厭這種方式。我到樓下大廳打電話給我在黑斯廷斯的當事人。他在電話鈴響第三聲的時候接起了來。
「我是斯卡德。」我說，「我要你女兒的照片，任何一張，只要看起來像她本人就可以。」
「我有很多相片簿，但大部分都是芭芭拉小時候的照片。你要的是最近的照片吧，我想？」
「越近越好，有沒有結婚照？」
「哦，」他說，「當然，那張照片他們兩人都照得很好，照片裝在銀色的相框里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我想我可以去拷貝一張，你需要我這麼做嗎？」
「如果不會太麻煩的話。」
他問我要不要郵寄過來，我則建議他下周一帶到他的辦公室去，我會先打電話，然後過去拿。他問我展開調查了沒有，我告訴他我已經在布魯克林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問他兩個名字：唐納德·吉爾曼及賈妮絲·科溫。但這兩個名字他都毫無印象。然後，他也試著打聽我是否找到頭緒了。
「想要找到有力的線索很困難。」我說。
我沒問他到底懷疑誰，就把電話掛了。實在定不下心來，於是我決定到街角上的阿姆斯特朗去。走在路上，我真希望我剛才能用點時間回去拿件外套。因為有風，天氣更冷了。
我和幾個羅斯福醫院的護士們一起坐在吧台。她們的其中一個叫特里，她剛結束為期三個禮拜在小兒科的工作。
「我想我喜歡值班。」她說，「但是我受不了，因為他們都是小孩子，只要失去一個，就會讓人感到十分難過，而且他們之中有些勇敢到讓你的心都快碎了。我沒有辦法應付，我真的沒有辦法。」
埃斯特利塔·里韋拉的影像在我心中一閃而過，我沒有試著把它留住。另一個護上把眼鏡拿在手上。她說，整體而言，比之苦杏酒她還是比較喜歡茴香甜酒。該不會正好說反了吧。
凌晨已過，我才就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