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菲茨羅伊談話時，天空下了一點小雨。我走到外面時，雨已經停了。不過我覺得今天的雨還沒下完。我在第三大道的拐角處喝了一杯，並且看了一段電視新聞。他們公布了警方繪製的砍殺狂素描，和《郵報》頭版上刊登的相同。圖片上是一個圓臉黑人，蓄著修剪整齊的鬍子，頭上戴頂無檐帽，一雙杏仁形的大眼睛露出狂暴的凶光。
「想像一下你在街上發生這種事。」酒保說，「我告訴你，很多人拜此事件之賜取得手槍許可證。我也正考慮要去填申請表。」
我想起我不再帶槍的那一天，同時交回了我的防彈衣。沒有了腰間那一塊鐵，我有一股十分脆弱的感覺，但是我現在卻回想不起來第一次配槍走路的感覺究竟如何。
我喝完飲料後離開。那酒保會拿到槍嗎？也許不會。大多數人說的比做的多。但是，每當有這類的瘋子上了頭條新聞，不管是砍殺狂還是冰錐大盜，就會有一群人拿到槍支許可證，另外一群人則購買非法槍支。在這些人當中，總有幾個人會在喝醉酒後，拿槍射殺老婆，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因此而逮到那個砍殺狂。
我往住宅區走，路上在一家義大利餐館停下來吃晚餐，然後在四十二街的中央圖書館待了幾個小時。我看了微縮卷舊報紙，又看了新的和舊的市區地圖。我做了一些筆記，但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想試著讓自己深入到這個案子的情境里，在時光隧道中後退幾步。
我走出來時，天空在下雨。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在吧台找到一張凳子坐下來。這裡有人可以聊天，有波本酒可以喝，有足夠的咖啡可以消除疲勞。我不是真的很喜歡這樣，我只是順著過，勉勉強強，就這樣一天混過一天。你會很訝異的，一個人不管什麼日子都可以混得過去。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用早餐時，讀了一份報紙。昨晚沒有砍殺事件發生，但是案子仍舊毫無進展。在厄瓜多，有幾百個人死於地震。最近好像死了很多人，也許是因為我比較注意這類消息的緣故。
我到銀行去，把査爾斯·倫敦的支票存進我的戶頭，並且領出一些現金和一張五百元的匯票。他們給我一個信封裝匯票，我要把它寄給賽奧西特的安妮塔·斯卡德太太。我拿著銀行的筆，在櫃檯邊站了幾分鐘，想要寫幾個字放在裡頭，但我終於還是只寄出了匯票。匯票寄走了以後，我想到要打電話跟她說一聲，但是看起來這個比尋思那張便條要怎麼寫更煩人。
今天天氣還不壞。雲朵遮住了太陽，但還是看得見一小片一小片的藍色天空，空氣中有種特別的香味。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贖回我的禮券，沒喝任何東西就離開了。這時候喝第一杯還太早。我離開後，向東走過一個很長的街區，到哥倫布圓環，搭上一輛地鐵。
我走D線到史密斯和柏根街，下車後回到外面的陽光里。我四處走走，確認自己的方位，往東過去六七個街區就是七十八分局，我曾經在那裡干過很短的時間。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那段時間裡面，我有時候會到布魯克林來，沒有一樣東西看來似曾相識，當時這個地方屬於布魯克林區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自己的名字。現在，這裡一部分叫圓石丘，另外一大片叫波朗坡區，這兩個地方都全力參與赤褐砂岩建築復興運動，鄰近紐約的各地區沒有按兵不動的，他們不是變進步就是變墮落，大半個市區看來都要瓦解了。在南布朗克斯區，一個接著一個街區都是被焚燒掉的建築物。在布魯克林，同樣的情形侵蝕著布希威克和布朗斯維爾。
這裡的街區則朝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在這些街道里走來走去，終於明白變化在哪裡。每一條街道都有樹木，它們大部分都是這幾年才種上去的。雖然有些赤褐砂岩及磚徹建築物荒廢失修，但大部分還是都裝點得煥然一新。商店也反映出這種改變。史密斯街上的健康食品店，沃倫和邦德街口的時裝店，那種稍具格調的餐廳也隨處可見。
芭芭拉·埃廷格死亡和生前居住的房子位於尼文和邦德之間的懷科夫街。這是一幢磚造的建築物，樓高五層，每一層樓有四戶小公寓。因此，它不像其他的赤褐砂岩建築物一樣，變回原來的獨棟住家。不過，房子變乾淨了些。我站在門廳處檢查信箱上的姓名，和我抄下來的舊市區指南資料作比對，總共二十家住戶中，只有六戶自謀殺案發生以來還一直住在這裡。
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們因結婚或離婚而改變他們的姓名。為抑制房東調高租金，公寓常被轉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這裡的房客的姓名卻一直還留在租約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來同住，後來自己先搬出去了。沒有捷徑。你必須敲遍所有的門。
我按了門鈴，有人按對講機讓我進去，我先走上頂樓再一路訪談下來。有張名片能亮一亮，事情會比較簡單，但是舉止比證件重要。我並非做不出那個架勢，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沒有要讓他們以為我不是個警察。
我的第一個訪談對象是住在頂樓後排公寓的一位年輕媽媽。我們談話時，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間哭。她告訴我說她搬進來這裡還不滿一年，對於九年前發生的命案她什麼都不知道。她很急切地問我命案是否就發生在她住的這間公寓。當她得知不是的時候，立刻就鬆了一口氣並且好像很失望的樣子。
四樓前排公寓里的一位斯拉夫女人給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雙手有淡褐色的肝斑並且因患關節炎而彎曲。她讓我坐在長沙發上，再把她的椅子轉過來面對著我。她那張椅子固定在適當的位置上，讓她可以看見街道。她告訴我她在這棟公寓住了將近四十年，四年前她丈夫還在，但是現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個人。她說鄰居越來越好。「但是老一輩的都死了，多年來我購物的地方也不見了，還有每一樣東西的價格——我真不敢相信這些價錢。」
她記得冰錐謀殺案，雖然她很驚訝這件事居然已經過去九年了。對她來說，沒那麼久。她說被殺死的那個女人是個好人。「只有好人才會被殺害。」
除了說她人很好以外，關於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記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記得芭芭拉是否對某鄰居特別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記得她和她的丈夫處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懷疑她是否還記得那女人長什麼樣子，真希望我能拿張照片給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這一點，會向倫敦要一張她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位住在四樓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證件的，我告訴她我不是警察。她拴著門鏈，透過一條兩寸寬的門縫和我說話。這對我來說並非無法理解。她剛搬來這裡沒幾年，知道這件命案發生在這裡還有冰錐大盜最近被捕落網，但是她對這件事的所知所聞僅止於此。
「大家都隨便讓人進來。」她說，「我們這裡有對講機，但大家也不問清楚你是什麼人就開門讓你進來。大家都在談論犯罪的事情，但是他們不相信會發生在他們自己的身上。然後，事情真的就發生了。」我想告訴她只要有一把門閂剪，要弄斷她的門鏈實在很容易，但我認為她的焦慮程度已經足夠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這裡的人都不在。三樓，芭芭拉住的那個樓層，後排公寓有一間沒有人應門，我停在隔壁那間公寓的門口，有迪斯科音樂穿門而出。我敲門，過了一會兒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來開門。他留短髮和鬍鬚，只穿了一條藍白條的短褲。他全身肌肉結實，晒黑的皮膚上閃爍著一層薄薄的汗水。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並且說我想請教他幾個問題，他帶我進去，把門關上，然後經過我身邊走到房間的另外一頭。他先把收音機音量關小一半，停了一下，又完全關掉。在沒有鋪地毯的木條鑲花地板中央放著一塊大草席。一副舉重桿和一對啞鈴橫放在草席上，另外還有一根跳繩捲成一堆扔在旁邊的地板上。「我正在做練習，」他說，「你不坐下來嗎？這張椅子蠻舒適的，另外那一張也很好，不過你最好不要去坐它。」
我坐在椅子上，他則盤著腿坐在席子上，當我提起發生在同一樓層的謀殺案時，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納德告訴過我。」他說，「我才在這裡住了一年多一點點，但唐納德在這裡就住得久了，他眼看著這一帶變得漂亮起來，幸好這棟特別的建築物還保留著它本質上的寒酸，你也許想和唐納德談一談，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點或六點半才會回來。」
「唐納德姓什麼？」
「吉爾曼。」他拼出這個姓的寫法。「我叫羅爾夫·瓦格納，我在最近才看到有關冰錐大盜的報導。我當然不記得這件案子，我那時才讀高中，在印第安納的家鄉，曼西，印第安納離這裡很遠，」他想了一下。「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他說。
「吉爾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婦很熟嗎？」
「還是由他自己來回答比較好，你們已經抓到兇手了，不是嗎？我看到報導說他一直被關在精神病院，而且沒有人知道他殺過人，後來他被放出來，你們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麼樣的？」
「差不多是這樣。」
「現在，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