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旅館，前台有我的電話留言。凱爾·漢尼福德十一點一刻打過電話，要我回電。他留下一個號碼，是他已經給過的。他的辦公室號碼。
我從我房間打過去，他在吃午飯，秘書說他會回電。我說不用，我一個鐘頭之內再打給他。
這通電話提醒了我該試試科特雷爾公司——溫迪租約申請表上填的僱主。我在記事本找到電話，再試一次，心想或許頭一回撥錯了號碼。結果還是同樣的錄音回答。我查電話簿找科特雷爾公司，沒有登記。我問查號台，一樣沒有。
我想了幾分鐘，然後撥了個特殊號碼，有個女人拿起話筒。我說：「巡邏警員劉易斯·潘科夫，第六分局。我這兒有個電話目前被暫時停掉，我得知道號碼是登記在誰的名下。」
她問號碼，我告訴她。她要我等著別掛。我坐在那裡，話筒緊貼耳朵，等了將近十分鐘她才回到線上。
「這是空號，」她說，「不只是暫時停掉。」
「你能不能告訴我這號碼上回是分配給誰？」
「恐怕沒辦法，警官。」
「這種資料你們都不存檔的嗎？」
「應該是有，但我沒法找到。我有最近停掉的號碼，但這個是一年多以前停的、所以我查不到。奇怪竟然到現在還是空號。」
「所以你只知道，這號碼已經停了一年多沒用。」
她只知道這個。我道謝之後掛斷。我倒杯酒喝，酒杯見底時，我想到漢尼福德應該已經回到公司。沒錯。
他告訴我，他總算找到了明信片。第一張蓋著紐約的郵戳，是六月四日寄的。第二張是九月十六日從邁阿密寄的。「這告訴了你什麼，斯卡德？」
這告訴了我，她最晚六月初就到了紐約。這告訴了我，她的邁阿密之旅是在簽租約之前。除此以外，沒告訴我什麼偉大的線索。
「還有些疑問，」我說，「卡片在你手邊嗎？」
「嗯，就在我前面。」
「麻煩你念給我聽好嗎？」
「其實也沒寫什麼。」我等著。他說：「唔，也沒有不念的理由。這是第一張卡片。『親愛的媽媽爸爸：希望我沒讓你們擔心。一切都好。我在紐約，很喜歡這裡。退學是因為煩人的事太多。以後見面時，我會解釋清楚——』」念到這裡，他的聲音有點嘶啞，但他趕緊清了清嗓子接著念。「『請別擔心。愛你們的溫迪。』」
「另一張卡片呢？」
「等於什麼也沒寫。『親愛的媽媽爸爸：還好吧？我一直以為佛羅里達只能冬天來，沒想到現在也很棒。再見。愛你們的溫迪。』」
他問我進展如何，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說我一直在忙，查來的片片段段還有待慢慢拼湊組合，難說什麼時候才能有點具體結果可以向他報告。「范德普爾出現以前，溫迪跟另外一個女孩合租過幾個月。」
「那女孩是妓女嗎？」
「不知道。我有點懷疑，不過不敢肯定。我約好明天跟她碰面。她是溫迪大學時代的朋友。她有沒有跟你們提過一個叫瑪西雅·馬索的人？」
「馬索？應該沒有。」
「她大學的朋友里你有沒有知道名字的？」
「好像都不知道。我想想。我記得她提過一些名字，沒有說姓。不過我一個也想不起來。」
「也許不重要。科特雷爾這名字，你有印象嗎？」
「科特雷爾？」我拼出來，他大聲再念一遍。「不，一點印象也沒有。我應該有嗎？」
「溫迪簽租約的時候，僱主名字填的是他。我找不到他開的公司。」
「你為什麼認為我該聽過？」
「只是隨口問問，看能不能誤打誤撞。近來我常常這樣，漢尼福德先生。溫迪會做菜嗎？」
「溫迪？就我所知，不會。當然她有可能念大學的時候培養出烹飪的興趣，這我就不清楚了。住家裡的時候，她充其量也只會自己弄個花生醬或者果醬三明治吃吃。為什麼問？」
「沒為什麼。」
他另一個電話響了，他問我還有沒有別的事。我正要說沒有，卻又想起開頭就該想到的問題。「明信片。」我說。
「明信片怎麼啦？」
「另一面是什麼？」
「另一面？」
「她寄的是風景明信片吧？翻個面，我想知道另一面是什麼。」
「我瞧瞧。是格蘭特將軍墓，這解決了你的疑問嗎，斯卡德？」
我沒理會他諷刺的語氣。「這是紐約，」我說，「我對邁阿密那張比較有興趣。」
「是家旅館。」
「什麼旅館？」
「哦，天哪，我根本沒想到這點。也許這能告訴我們點什麼，是嗎？」
「什麼旅館，漢尼福德先生？」
「伊甸石。這是重要線索吧？」
不是。
我找到伊甸石的經理，告訴他我是紐約警方，正在調查一起詐欺案。我要他翻出一九七〇年九月所有的住宿登記卡。我在線上等了半個鐘頭。他在那頭翻出卡片，一張張查對有沒有姓漢尼福德或科特雷爾的人登記住宿。空等一場。
我不很驚訝。科特雷爾不一定是帶她到邁阿密的男人。就算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記卡上籤下真名。如果他簽真名，事情就好辦多了，但截至目前為止，有關溫迪的事情——不管是生是死——沒一件好辦。我不可能奢望現在突然事事順心。
我又倒了杯酒，決定今天放假一天。我好勝心切，想把沙漠所有的沙子統統過濾。沒必要，因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顧客問的問題八竿子都打不著。理查德·范德普爾是誰並不重要，他為什麼在溫迪身上「劃紅線」也沒人想知道。漢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溫迪死前不久的生活軌跡。傑拉爾德·塔爾太太，前瑪西雅·馬索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確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可以閑散度日。看看報，喝喝酒，悶在房裡快得自閉症時，我不妨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辦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將近半個鐘頭，然後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線地鐵前往城中。
非周末選個下午闖進同性戀酒吧，你會納悶這些店為何名不符實。到了晚上，一大夥人又喝又鬧、你勾我搭，空氣里才開始瀰漫著同性戀者其樂融融的氣氛。這氣氛有點勉強，你也許可以感覺到一股壓抑得不太成功的絕望暗流，但用快樂形容大致還是不差。不過找個禮拜四下午三、四點的時候去，這種地方就只剩無處可去的人在那兒純喝酒。還有個酒保，拉得老長的臉告訴你他知道世風日下，他明白事情不可能好轉。
我一家家登門拜訪。貝頓街地下室一個俱樂部里，有個白髮長長，八字鬍像打過蠟的男人獨自一人在打彈子，啤酒擺一邊都走了味。西十街一個大房間，裝潢和氣氛面向的顧客群是大學球員和球迷，地板上有鋸木層，磚牆掛著寫上希臘字母的旗子。算一算，貝頓街一九四號方圓四個路口以內總共有半打同性戀酒吧。
很多人瞪眼看我。我是警察嗎？或是潛在的性伴侶？或者兩者皆是？
我有報上剪來的理基的照片，誰願意看我就拿給誰看。幾乎每個人都認出是誰，因為他們都在報上見過。命案才發生不久，又是在這附近，而且病態的好奇也不是異戀者的專利。總之他們大多都認出照片，而且不少人表示在這附近見過他，但沒有人記得他來過酒吧。
「當然我也不是那麼常來這裡，」我聽了不只一個人說，「只是偶爾喉嚨發癢時，過來喝杯啤酒。」
在一個叫辛西婭的酒吧，酒保認出了我。他很誇張地做了個不可置信的表情。「我沒看走眼吧？來人真的是獨一無二的馬修·斯卡德嗎？」
「嗨，肯。」
「你老兄該不會是終於投誠了吧，馬修？聽說你離開那大黑店我就已經夠了。要是馬修·斯卡德真的想通了，認為同性戀者快樂無比的話，那我可是真要呼爹喊娘，昏倒了。」
他看來只有二十八，但其實他應該都快是這年齡的兩倍了。金髮是他自己的——雖然顏色是瓶里倒來的。湊近了看，你可以發現整容的痕迹，但站在幾碼以外，他看來並不比十五年前、我以腐化未成年人的罪名逮捕他時老半歲。那回抓他，我沒什麼好自豪的，所謂的未成年人當時十七歲，而且他自己腐化的程度已經達到肯這輩子都別想有幸攀登的高峰，但這位未成年人有個父親，這個父親一狀告上去，我也就只好對不起肯。他找了個挺像樣的律師，結果宣判無罪。
「你看來棒極了。」我告訴他。
「煙酒加上眾多美男，想不年輕也難。」
「看過這個年輕美男嗎？」我把報紙剪照丟在吧台上。他看一看，然後還給我。
「有趣。」
「你認得他？」
「是上禮拜撒野的那個傢伙，不是嗎？真噁心。」
「對。」
「你又是怎麼扯進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