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范德普爾牧師不想見我。「找我的記者太多了，」他告訴我，「我撥不出時間見你，斯卡德先生。我對我的教眾負有重任。空閑的時間裡，我得專心禱告和靜思。」
我知道這種感覺。我解釋說我不是記者，我說我受雇於凱爾·漢尼福德，受害者的父親。
「原來如此。」他說。
「我不會佔用你多少時間，范德普爾牧師。漢尼福德先生痛失愛女，就跟你痛失愛子一樣。事實上，他可以說是在他女兒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現在他想多了解她一點。」
「我恐怕沒辦法提供什麼資料。」
「他告訴我他想親自見你，牧師。」
長時間的暫停。有那麼一會兒，我還以為電話壞了。然後他說：「你的要求我很難拒絕。今天整個下午我恐怕都得處理會堂事務，也許晚上？」
「沒問題。」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師會館就在隔壁。我等你，唔……八點行嗎？」
我說八點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幣，查了個號碼打過去，這回跟我講話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爾可就開放多了。事實上，我這通電話讓他好像如釋重負，還要我馬上過去。
他名叫喬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開了托氏兄弟律師事務所，辦公室在麥迪遜大道，四十幾街附近。牆上裱框的畢業證書，證實他二十二年前從市立大學畢業後，進福德漢姆法學院繼續攻讀。
他矮小俊瘦，膚色黝黑。他讓我坐在一張紅色的大皮椅里，問我要不要咖啡。我說好。他按一下對講機，要他秘書給我們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訴我，他和他弟弟什麼案子都做，但重點放在房產。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幫老顧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來的。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搶皮包，輕度攻擊，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擔任理查德·范德普爾的辯護律師。
「我原本以為會被解聘，」他說，「他父親是牧師，應該會雇個刑事律師取代我。但結果我還是見到了范德普爾。」
「什麼時候見到他的？」
「禮拜五快傍晚的時候。」他用食指撓撓鼻翼，「本來還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沒有。」
「沒有。我一直在拖。」他兩眼平視著我。「我本以為會被換掉，」他說，「如果接手的人馬上要來，我想我應該可以省掉見他的那一面。不過倒也不是因為不想浪費時間。」
「怎麼說？」
「我不想看見那個婊子養的。」
他從書桌後站起來，走到窗口。他撥弄著百葉窗上的白繩，拉上去幾寸又放下來。我耐心等著。他嘆口氣，然後轉頭看著我。
「那傢伙犯下一樁可怖的血案，活活把一個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這點你會覺得難以理解嗎？」
「一點也不會。」
「不過我有點愧疚。我是律師，按理說為人出面時不該想到他到底有沒有犯罪。我應該全力以赴，為他作最佳辯護。至少絕不該在還沒跟自己的客戶談話以前，就假設他是兇手。」他回到書桌前，重又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現場抓住了他。如果這案子帶到法庭上辯論，我也許可以找出什麼漏洞向他們挑戰，但當時我心裡其實已經審過那個雜種，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認定這案子會轉給別人，自然就想盡辦法避免見到范德普爾。」
「但那個禮拜五下午你還是去了。」
「嗯。他關在紐約市立監獄的囚室。」
「那你是在牢房裡見到他的。」
「嗯。我沒怎麼注意周圍環境。搞半天他們終於拆掉女囚獄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住在格林威治村時，我常常經過那棟建築。可怕的地方。」
「我知道。」
「真希望他們也能拆掉男囚獄。」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看到了那可憐蟲上吊用的蒸汽管，還有他拿來綁脖子的床單。我們談話時他就坐在床上，他讓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呆了多久？」
「我想應該有半個多鐘頭，但感覺上更久。」
「他開口了嗎？」
「開始沒有。他心思不知跑哪兒去了，我試著要引他話的頭，可是徒勞無功。看眼神他好像是在跟自己進行一場無言的對話。我想引他開口，同時開始尋思如果有機會幫他辯護的話，我要採取什麼策略。這是純粹假設性的頭腦練習而已，你知道，我沒想過真會有機會跟他出庭。總之我大致決定了，要用精神失常的理由為他脫罪。」
「大家好像都同意他是瘋了。」
「這跟法律認定的瘋狂還是有差別。結果會變成專家大戰——你請一排證人，檢方也請一排。反正啊，我當時就不斷地跟他講話，引他張嘴說話，這時他扭頭看我，像在納悶我是打哪兒冒出來的，彷彿他不知道我一直就在房子里。他問我我是誰，我就把原先講過的話又說了一遍。」
「他看來神智清不清楚？」
托帕金琢磨一下這個問題。「我看不出他神智是不是清楚，」他說，「我只知道他當時看起來神智清楚。」
「他說了什麼？」
「我希望我能一個字一個字記得很清楚。我問他有沒有殺溫迪·漢尼福德，他說……讓我想想，他說：『她不可能是自己乾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乾的』。」
「我想他就是那麼說的。我問他記不記得殺了她。他聲稱不記得了。他說他胃痛，開始我以為他是說我們談話時胃痛，但後來我想起他應該是說他案發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
「唔，他記得自己胃痛。他說他胃疼得不得了，所以先回公寓。然後他就開始講起那些血來。『她躺在浴缸里，到處是血。』據我所知，他們是在床上發現她的。」
「對。」
「她沒有在浴缸或其它地方呆過？」
「她在床上被殺，警方報告是這麼說的。」
他搖揺頭：「他頭腦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里，渾身是血。我問他有沒有殺她，問了好幾次，但他一直沒有正面回答。他一會兒說他不記得殺了她，一會兒又說一定是他殺了她，因為她不可能是自己乾的。」
「這話他說了不只一次。」
「嗯，好幾次。」
「有意思。」
「是嗎？」托帕金聳聳肩，「我不覺得他在撒謊。我是說，我相信他記不清有沒有殺了那個女孩。因為他承認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麼事？」
「跟她性交。」
「這會比殺她更可怕嗎？」
「事後跟她性交。」
「噢。」
「他並沒有試圖掩飾。他說他發現她倒在血泊里，然後跟她性交。」
「他是怎麼形容的？」
「我記不清了。你是說性交嗎？他說他操了她。」
「在她死了以後。」
「顯然。」
「他不費一點事就記住了這個。」
「是。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還是事後。驗屍看得出來嗎？」
「天知道，反正報告里沒看到。如果這兩樁行為在時間上很接近的話，我懷疑他們是不是真能驗出來奸跟殺的時間。為什麼問這個？」
「不知道。他不斷地說：『我操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性交是她致死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記得殺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識抹掉了這個記憶，只是弄不清楚他怎麼沒忘掉性交那段。呃，我再講一遍過程看看，他說他一進門就發現她倒在那裡？」
「我其實也記不全，斯卡德。他走進門，發現她死在浴缸里，他是那麼說的。其實他也沒特別講到她死了，只是說她倒在一缸血水裡。」
「你問了他兇器的事嗎？」
「我問他怎麼處置兇器。」
「他怎麼說？」
「他不知道。」
「你有沒有問他兇器是什麼？」
「沒有，我不用問。他說『我不知道剃鬚刀跑哪兒去了。』」
「他知道用的是剃鬚刀？」
「顯然。他有不知道的理由嗎？」
「呃，如果他不記得行兇，怎麼會記得兇器？」
「也許他聽人談到，說那是把剃鬚刀。」
「也許。」我說。
我走一會兒，大致朝著西南方。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個腳喝一杯。隔著兩張凳子坐了個男的正在告訴酒保，他做牛做馬賺的錢，都給拿去供領社會救濟金的黑鬼買卡迪拉克，他覺得很不高興。酒保說：「你？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媽的在這兒混八個鐘頭。付的稅給他們買個輪胎軸都不夠。」
我往西南方又走了一小段路，拐進一家教堂坐了一會。是聖約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講台，看著別人一個個進出告解室。他們出來和進去時，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