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卡利什的牆上有座老式的鐘擺掛鐘，以前火車站掛的那種。他不斷地瞟它，跟他的手錶對時。起先我以為他是想暗示我什麼，其後我才明白這只是他的習慣。早年一定有人告誡過他，他的時間寶貴。他從沒忘記這句話，但又沒法勉強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鮑登房產經紀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點過幾分抵達他們公司設在佛拉蒂隆大樓的辦公室。我等了大約二十分鐘，卡利什才撥了個空給我。現在他桌上已經堆滿文件和賬簿。他連聲道歉，說他實在幫不了什麼忙。
「我們把公寓直接租給漢尼福德小姐，」他說，「她很可能打一開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們也不知道。她是我們存檔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論男女。我們不用知道，也無所謂。」
「安東尼利小姐搬進去當管理員時，溫迪有個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無從得知她的身分，或者她搬進、搬出的時間。只要漢尼福德小姐每月一號按時繳納房租，只要她沒幹擾到別人，我們沒有理由過問她的事情。」他搔搔頭，「如果真住過那個女人，後來又搬走了的話，郵局不是會留下她的轉寄地址嗎？」
「我總得知道她名字，才能去問地址。」
「噢，當然。」他的眼睛瞟到鐘上，然後回到表上，然後又回到我身上。「我父親剛踏進這行的時候，一切都跟現在很不一樣。他做生意講究人情。他原本是鉛管工人，存了錢買房產，買下一棟棟樓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來，一棟樓賺得的利潤又全部拿來再買一棟。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親自上門收房租，每個月一號，有些大樓是一個禮拜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趕上青黃不接，他會寬容幾個月不收。有些人才晚五天，就會被他攆上街。他說干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嗎？他現在已經退休了，當然。在佛羅里達住了五、六年。果樹自己種自己摘，而且每年還繳會費給鉛管工會。」他兩手握在一起，「現在這行可大不一樣了。我們已經賣掉了他當初買的大部分樓。產權現在是頭痛問題，幫別人管理房產要輕鬆多了。漢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樓，貝頓街一九四號，屋主是芝加哥郊區一個家庭主婦，那是她叔叔留給她的遺產。她連見都沒見過，只是我們每年寄給她四次支票。」
我說：「漢尼福德小姐是模範房客吧？」
「她從沒做過什麼叫我們傷腦筋的事。報紙說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沒抱怨過。」
「你沒見過她？」
「沒有。」
「她房租一直按時繳？」
「偶爾晚一個禮拜，跟大家一樣。不會再晚。」
「她付支票？」
「對。」
「她是什麼時候簽的租約？」
「我把租約放哪兒去了？噢，在這兒。我瞧瞧，嗯、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標準的兩年租約，自動續租。」
「月租四百？」
「現在是三百八十五，當初更便宜，之後漲了幾次都很合理。她簽約時是三百四十二塊五。」
「你不會租給沒有明顯經濟來源的人吧？」
「當然不會。」
「那她一定說了她上班吧，她應該有推薦信放你們這兒。」
「早該想到這個。」他說。他翻翻找找，終於拿出她填的申請表。我看看錶格，她自稱是工業系統設計師，年薪一萬七，僱主是科特雷爾公司。上頭寫了電話號碼，我把它抄下來。
我問他推薦信有沒有查對過。
「應該查過，」卡利什說，「不過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實很簡單，她只需要接電話的人證實她的說法就可以了。我們依慣例會打去查問，不過有時候我真懷疑到底有沒有必要。」
「所以當初你們的確有人打過這個號碼，對方也有人接，而且還幫她撒謊。」
「顯然如此。」
我謝謝他抽空見我。我在樓下大廳的公共電話投下一毛硬幣，撥了溫迪留下的號碼。有個錄好的聲音告訴我，我撥的是空號。
我把一毛又投回去，打到卡萊爾旅館。我要前台轉到凱爾·漢尼福德的房間。鈴響到第二下時，有個女人接了電話，我報上名字，告訴她我要找漢尼福德先生。他問我有沒有進展。
「不知道，」我說，「溫迪寄的明信片你們還留著嗎？」
「可能還在。很重要嗎？」
「可以幫我把時間先後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約是三年前的十月簽的。你說過她是春天退的學。」
「我記得是三月。」
「第一張明信片是什麼時候收到的？」
「退學後兩三個月之內，我記得。我問問我妻子。」一會兒之後他回來，「我妻子說第一張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記得是五月底。第二張，佛羅里達那張，是幾個月以後收到的。抱歉我沒辦法講得更明確。我妻子說她大概還記得把卡片收在哪兒了。我們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溫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羅里達之前還是之後。」
猜得八九不離十，所以我答了聲是。我告訴他一兩天內我會再打給他。我已經有了他尤蒂卡的辦公室號碼，不過他又把家裡電話告訴了我。「但請你盡量打到公司。」他說。
伯蓋什古董進口公司位於十一和十二街之間的大學廣場。我站在一條走道上，周圍環繞著西歐殘破的古董。我盯著一台座鐘——和戈登·卡利什牆上那個一模一樣。標價是兩百二十五。
「你對鐘有興趣嗎？那可是台好鍾。」
「這鐘准嗎？」
「噢，這些鐘擺掛鐘永遠壞不了，而且准極了。你只要調一調重量，就可以控制它們的快慢。你看的這個，鍾框還保存得像新的一樣。這不是少見的型號，當然，不過要找個品相跟這一樣好的恐怕很難。如果你真有興趣，價錢我們還可以商量。」
我扭頭仔細打量他。他約莫二十七、八歲，乾乾淨淨的一個年輕人，穿件法蘭絨長褲，粉藍色高領毛衣。髮型看來非常昂貴，鬢角與耳垂對齊。兩撇八字鬍修剪得一絲不苟。
我說：「其實我對鐘沒有興趣。我是想找人談談以前在這兒工作的一個男孩。」
「噢，你說的一定是理基 。你是警察吧？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嗎？」
「你跟他很熟嗎？」
「陌生得很。我感恩節前不久才到這兒上班。我以前在這條街下去不遠的拍賣藝廊工作，不過那裡吵得我實在受不了。」
「理基在這兒做了多久？」
「我不清楚。伯蓋什先生可以告訴你，他就在後頭辦公室里。發生那件事以後，可真把這兒搞得雞飛狗跳。我到現在還是沒法相信。」
「案發當天，你在這兒工作嗎？」
他點點頭：「我那天早上見過他。禮拜四早上。之後我整個下午都在送貨，一卡車丑極了的法國鄉間傢具，運到賽奧西特一棟難看的雙拼別墅。在長島。」
「我知道。」
「哼，我可不知道。這些年來我命可真好，居然不知道天下還有個叫賽奧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們原來嚴肅的話題，神色又凝重起來。「我五點左右回到這裡，剛好趕上幫忙收攤打烊。理基早就提前走了。當時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對吧？」
「謀殺時間大概是四點左右。」
「我那時候正在長島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奮戰。」他戲劇化地打個哆嗦，「我到當晚十一點收看新聞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消息。我實在沒法相信兇手就是我們的理查德·范德普爾，但他們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嘆口氣，垂下兩手。「天下事真的很難說。」
「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根本沒時間跟他混熟。他一臉和氣，彬彬有禮，非常殷勤。他對古董懂得不多，但是挺有感覺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話。」
「你知不知道他跟一個女孩合住？」
「這我哪會知道？」
「他也許提過。」
「他沒提。問這幹嘛？」
「他跟女人同住，你覺不覺得奇怪？」
「這問題我沒想過，也沒什麼好感覺的。」
「他是同性戀嗎？」
「我哪知道？」
我逼上前去，他縮縮身子，但腳沒移動。我說：「省省你這套吧。」
「啊？」
「理查德是不是同性戀？」
「我對他可沒半點興趣，而且也沒見過他跟別的男人在一起。沒見他勾搭過什麼人。」
「你想過他是同性戀嗎？」
「呃，我一直都這樣猜想。看老天的份上，他一副標準的同性戀長相，只差沒寫臉上。」
我在辦公室找到伯蓋什。他身材矮小，滿額皺紋幾乎長到頭頂，下巴才刮沒兩天，八字鬍亂蓬蓬的一團。他告訴我，找他的警察和記者實在多得煩不勝煩，他還有生意要做。我告訴他我不會花他太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