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卡納西線」始於第八大道和第十四街交會口，往東一路直行，終點站就位於卡納西郡一帶，是布魯克林區洛克威公園大道和格蘭伍德路交會的洛克威公園大道站。這條路線的正式名稱是L線，沒多久之前稱之為LL線，或雙L線。然後某個有權掌管的人——雖然我不認為他有多大的權——決定去掉所有的雙字母。於是GG線變成了G線，LL線變成了L線。同時AA線變成了K線，因為原來已經有一條A線了，後來K線就完全消失了。我不知道是誰作了這些決定，也不知道他如果丟了飯碗的話，能改做什麼謀生。
我不常有機會搭L線地鐵，每次乘坐我總會想起我父親，他就是在搭L線地鐵時死的。當時他站在兩節車廂間的門口，可能是去偷著抽煙，結果掉下去，然後車輪碾過他，當時他可能醉了，所以如果真要追究的話，你可以怪罪酒，或香煙。但我小時候發生這件事的時候，當然，我是怪罪那趟地鐵列車。
L線沿著第十四街東行，然後從東河下方進入布魯克林。最後地鐵會升上地面成為高架鐵路，就像大部分地鐵路線出了曼哈頓之後一樣，不過我們沒待在車上那麼久。我們在布魯克林的第一站就下了車，那是威廉斯堡那一帶的貝德福德大道站。我們沿貝德福德大道往北走，經過了幾條以號碼排序的街，來到一排迷人的三層樓房中的一幢。以前這些房子外面曾經塗滿柏油或覆上鋁製外牆板，但近幾年都整修恢複原貌了，埃萊娜覺得這些房子看起來很迷人，而且覺得威廉斯堡這一帶充滿魅力。
「我可以住在這裡。」她說。
以前她沒來過這裡。我來過，雖然不是最近，但我不必查通訊本就可以認出雷和比齊住的那一幢。雷一定看到我們走過來了；我們還沒敲門，門就打開了，我們隨著他走進客廳時，他太太比齊從廚房端著一盤烤餅乾和玻璃壺裝的咖啡走出來。那是波多黎各咖啡，又黑又濃，而我自從在阿姆斯特丹大道那家雜貨店的櫥窗看到布思特羅咖啡的海報之後，就一直渴望喝這種咖啡。
雷說我們兩個的氣色都好極了，埃萊娜問起他們的孩子，然後埃萊娜和我吃了塊餅乾，雖然她只咬了一口。雷說：「好吧，我們大可以坐在這裡聊幾個小時，不過我想該辦正事了，嗯？」然後埃萊娜點點頭，站起來到他三樓的工作室。
我待在樓下，又去拿第二塊餅乾，比齊說：「廚房裡還有，我是第一次試這個配方。我想結果非常好，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咖啡還可以吧？」
「比『還可以』好得太多了。」
「馬修，她還好吧？」
「她最要好的朋友昨天被殺害了。」
「啊，天哪，太可怕了。不過在某方面，我還覺得鬆了口氣，你知道，我還擔心她會不會是生病了。」
「她的心事從臉上就看得出來。」
「嗯，還不止是這樣。她整個人都沒精神，好像她的靈氣都亂了。」
「你看得見人的靈氣嗎？」
「不是真的看見，」她說，「應該說是感覺到。我媽也是一樣。不知道，那種感覺很難解釋。也許這些都是胡說八道。可是失去一個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剛剛說她是被謀殺的？不會影響她的靈氣，沒問題。但那種事太可怕了。」
之前我們走出警察局後，便往右轉，沒走幾步，她就停下來說，「雷。」我們認識名叫雷的有好幾個，包括雷·格魯利奧在內，他就住在第六分局的轄區，但她不必說出姓，我就知道她說的雷是哪一個。
雷·加林德斯小時候住在東哈林區，就在波多黎各和中南美洲移民聚集的艾爾巴里奧那一帶，長大後當了警察，後來被發現他很會畫圖，讓他成為警方素描專家後，他才發現自己的真正天賦。電腦繪圖軟體沒有搶走他的飯碗，因為警方很樂意訓練他使用電腦，但卻搶走了他繪畫的樂趣。
埃萊娜覺得他的能力遠遠不止是一種小技巧或謀生技能而已，她認為雷其實是一個有才華的藝術家，能夠和他的工作對象合作，將他們眼中所見過的東西化為黑白的實體。他們兩個曾合作畫出一幅她過世已久父親的畫像，她也繼續找他替一些客戶替他們死去的親人畫像，包括一個大屠殺的倖存者，她全家人都死在納粹集中營里。那對埃萊娜是個極佳的心靈滌凈經驗，她說整個過程就等同於一年或兩年的心理諮詢。我不知道其他客戶的感想如何，但沒有人要求退錢。
因為埃萊娜把他當回事，雷自己也開始把自己的藝術當回事。埃萊娜在店裡陳列他的作品，賣掉了幾件，又在社區報《切爾西克林登新聞》上登了一篇評論。於是他接到更多活兒，再加上比齊的鼓勵，他辭掉了紐約市警察局的工作，當起藝術家，在家裡弄了個工作室。他們把原來的房子整修一遍，而且當時威廉斯堡已經成了新興藝術家群居的所在，另外他也接了些商業的委託工作，讓他可以付每個月的房屋貸款。比齊是經驗豐富的記賬員，也在附近接了一些工作，替那些更擅長調顏料的藝術家們處理數字問題，收入足以應付日常生活用度，而且這樣她就可以在家工作，當一個全職媽媽，還有很多時間烤餅乾。
繪圖軟體非常好，可以讓任何眼力好、受過短期訓練的人都能擔任警方的繪圖專家。但雷的本事是那些訓練或電腦程式比不上的，他有辦法讓他畫圖的手成為客戶心靈的延伸。埃萊娜不滿意警方電腦所畫出來的結果，而如果要有所改進，我們可以到威廉斯堡。
我正考慮要不要再吃一塊餅乾，然後又告訴自己說我其實並不是想吃，此時雷和埃萊娜下樓來。「把那張警方繪圖專家的畫拿給雷看。」她說，於是我拿出那張圖打開。雷把兩張素描並排在茶几上，埃萊娜說：「看到沒？完全不一樣。」
她說得太誇張了，放在一起看，兩張圖像是以不同的觀點看同一個人。我沒見過這傢伙，所以我沒法說哪張比較像。埃萊娜見過，而根據她的說法，這兩張根本沒法比。
「雷的這張畫看起來比較不那麼尋常，」我承認，「很難說出這幅畫有什麼不同，但就是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給人的感覺不同，」埃萊娜說，「另一張感覺上像是你可以用那種小孩玩具的改良版拼在一起的東西。」
「馬鈴薯先生 。」比齊說。
「我以前很喜歡馬鈴薯先生，」埃萊娜說，「我不懂為什麼我媽要把馬鈴薯收回去做晚餐。我哭了起來，我爸就抱著我坐在他腿上，告訴我總會有新的馬鈴薯。」
「一定會有的。」我說。
「總之我覺得那些話很能安慰我。雷，這幅素描很像。你知道我怎麼看得出來嗎？因為我根本不能盯著這幅畫看。我看了就會想吐。」
我的反應沒那麼極端，不過看著雷的這幅畫，卻也不會想笑，畫中不單傳達出埃萊娜所看到的那張臉，也傳達出埃萊娜現在知道他是兇手後而產生的感覺。我猜想，關鍵在於他的眼睛，不管那是什麼，都讓人有種不寒而慄之感。
我說：「看起來很眼熟。」
「或許是因為你之前已經看過另一張素描了。」
「或許吧。」
她轉向我。「你是認真的嗎？你認識他嗎？」
「我最多只能說他看起來很眼熟。也許我在街上見過他，或是在地鐵里。不是見過他就是見過長得像他的人。你在這個城市每天會看見那麼多人，那麼多影像從眼前掠過。」
「可是你向來很擅長於觀察眼前的事物。」
警察的訓練使然吧，我想。我告訴雷，我們想複印幾張，這附近有地方可以複印嗎？他看了我一眼，拿了圖上樓去，然後帶著一個裝了十二張複印件的文件袋下來，還有一張原版的鉛筆素描裝在牛皮紙信封里。
我們打算告辭時，他把我拉到一旁。「我沒見過她這樣，」他說，「她太害怕這個傢伙了。」
我們本來要乘地鐵回家的，L線再換A線，但雷幫我們打電話叫了計程車。住在布魯克林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打電話叫車，但壞處就是你非得這樣不可，因為這裡的計程車不多。我們的司機興高采烈且很愛講話，不過看到我們都沒反應，他就明白我們的意思，於是陷入了一種受傷的沉默。他把車停在凡登大廈前，我先下了車，然後四處看一圈，才讓埃萊娜下來。
值班的門房是老面孔，幾乎從我們搬進來，他就開始做這份工作了。我問了他，確定他值班時沒有人來找過我們，然後告訴他別讓任何人上去到我們公寓。
「除非是TJ。」埃萊娜說。
我於是修改我的指示。但其他人都不行，我說，無論那個人給他任何證件看都不行。那人可能有警徽，我說。他可能穿著警察的藍制服。但這不表示他真的就是警察。
我們上了樓，然後我說：「我剛剛才明白自己是在幹什麼。我就像個將軍，正在做戰前準備。」
「莫特利。」她說。
她指的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名叫詹姆斯·利奧·莫特利的人，這傢伙曾謀殺了一名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