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來聞到咖啡香，到了廚房，埃萊娜已經幫我倒了一杯，烤箱裡面有個英式鬆餅。電視機開著，正在播放的節目是《今天》，主播凱蒂·庫瑞克看著來賓侃侃而談他那本討論蘇丹種族滅絕事件的書，正試圖表現得開朗而得體。
埃萊娜說：「那個可憐的笨蛋。他正在上全國電視網，他寫了一本主題嚴肅的書，可是所有人只會注意到他戴了頂假髮。」
「而且品質還不太好。」
「如果是頂好假髮，」她說，「我們就不會那麼輕易看穿了。而且你想想頭皮上黏著那塊死麝鼠似的玩意兒，在攝影棚的燈光下會有多熱。」
她喝了杯咖啡，但沒吃早餐。她正要去上瑜伽課，一星期去上兩天或三天，她覺得空著肚子去上課會更有用。她在八點十五分前出門，結果後來證明，真是幸好走得早。
因為八點二十五分插播本地新聞時，她不會看到。我原先漫不經心聽著，但聽到的內容讓我豎起了耳朵。一個女子在曼哈頓被殺害，不過沒說是誰或在哪裡。這不稀奇，這個城市很大，這個社會很險惡，但不知為什麼我轉到「紐約第一」，這個地方新聞台會二十四小時持續播報本地新聞，我看完市長發表一份聲明和一個樂觀的天氣預報，外加幾則廣告後，一個沒出現在鏡頭裡的記者報道著一名未婚的曼哈頓女子被殘忍地凌虐謀殺，我的心直往下沉。
然後她所居住那幢大樓的畫面充滿屏幕，這不表示那一定是她，她不是唯一住在那幢大樓里的人，或許也不是裡頭唯一的單身女子。不一定是她，可能是另有其人被發現裸身陳屍在卧室里，而且是在記者陰沉地形容為「一個顯然馬拉松式的凌虐和侵害」之後，被刀刺死。
可是我知道那是她。
報道中說，她的名字要等到通知近親後才能確定。她有任何親人嗎？我不記得了，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曾經聽說過。我記得她父母好像過世了，她也沒有孩子。她前夫還在嗎？警方會需要通知她前夫嗎？或者她有兄弟姐妹嗎？
我拿起電話，撥了一個熟記在腦中的電話，一個不認識的聲音說：「刑警隊辦公室。」我這才想起星期五已經過了，喬·德金已經不在中城北區分局了。我認識那個局裡的其他兩三個警察，不過不熟。而且這不是他們負責的案子，因為沒發生在他們的轄區內。換了喬會幫我打幾個電話，但我不能期望那裡的其他人肯替我費這個事。他們只知道我是喬的一個朋友，一個當過警察沒幾年、辭職已久的傢伙，他們什麼也不欠我。
我還認識什麼人？我曾密切合作的上一個警察是西一二六八街二十六分局的艾拉·溫特沃思。案子解決後——事實上，那案子比較像是自行解決的——我們又聯繫了一次，他喜歡來我們公寓拜訪，說埃萊娜的咖啡是全城最棒的。
可是我們沒有繼續保持聯絡，只有聖誕節時寄張卡片，而且現在打電話給他也沒用，因為案子也不是發生在他的轄區。
不過我有她的電話。我撥了號，如果她來接電話，我可以想出其他事情來說。但我很清楚她不會來接了。鈴響到最後，轉到語音信箱，於是我掛斷。早晚警方會設立檢舉電話，會有一個專線讓人打去提供這個案子的線索，可是現在電視新聞還不會出現這類報導。我知道這個案子發生在哪個分局的轄區，我自己也曾在那個分局服務幾年，不過當年的同事早就失去聯絡了。案子可能也不會歸他們管，重案組說不定會接手，可是分局警察是第一批趕到現場的，應該有人知道些什麼。
我查了電話號碼，一個正好在辦公室的警探接了電話。我沒等他問，就報上我的名字和電話，告訴他我在新聞里看到有個女人在他的轄區被謀殺。我認得那幢大樓，我有個朋友就住在裡面，但是我沒聽到受害者名字，很擔心就是我那朋友。
他叫我等一下，稍後回來說，他們還沒公布受害者的名字。
我說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以前也當過警察。如果我告訴他我朋友的名字，他能否告訴我受害者是不是她？
他考慮了一下，然後決定這樣應該沒關係。我把她的名字告訴他後，電話那一端傳來的片刻沉默便足以回答了。
「我真不願意說，」他說，「不過我手上的名字就是這個。你要不要等一下？我幫你接到管這個案子的人。」
我等著，然後我猜他幫我轉接前，向負責的人簡報了一下。他名叫馬克·薩斯曼，他和他的搭檔被指派負責這個案子，所以如果沒有其他人接手，案子就歸他們管了。
我會不會是她的親戚呢？我說我不是。那麼我可以聯絡上任何被害者的親戚嗎？我說沒辦法，也不確定她有任何活著的親人。我沒提到她前夫，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兒，甚至是不是還活著。
「我們找了個鄰居幫我們指認，」他說，「而且她長相就跟她抽屜里身份證件上的照片一樣，所以她的身份其實沒有問題。不過你來做個正式的認屍會更好，假如你不介意的話。」
屍體還在公寓里嗎？
「不，法醫檢查過，拍完照片後，我們就把她移到這裡了。她現在在停屍間，那是在……你知道在哪裡的。」
我的確知道。我說我可能會耽擱一下，得先等我太太回家。他說沒關係，不急。
「無論如何，我想跟你好好談一談，」他說，「在你認屍之前或之後都行。如果你認識這個女人，也許你可以指點我們一些有用的調查方向。」
「如果我能幫上忙的話。」
「因為我們還沒拿到鑒定科的初步報告，但看起來那個王八蛋沒留下什麼物證。地板看起來乾淨得簡直可以吃。這是指如果你有胃口的話，但你不會的，只要你看過他怎麼對待她，就不會有任何胃口了。」
我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我反常地又給自己倒了杯咖啡，可是我覺得自己已經喝了太多咖啡了。我倒了咖啡，再度打開電視，其實電視里所講的根本不會比薩斯曼所告訴我的要多。那名路況報道主播的聲音讓我心煩，於是他還沒講完，我就又關掉了電視。
我不斷拿起電話聽筒又放下。我到底想打給誰？又能說什麼？有一度我撥薩斯曼的電話撥到一半，才想到自己在幹什麼，於是又掛斷。我能告訴他什麼？說我可以猜到是誰幹的，可是我不知道兇手的名字，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他。
我看著電話，一個號碼忽然閃進腦海里，我好幾年沒打過了。那是吉姆·費伯的電話，我向上帝祈求，真希望能撥那個號碼，聽到我已故的戒酒輔導人的聲音出現在電話那一端。他會跟我說什麼？很簡單，他會告訴我不要喝酒。
我不想喝酒，根本沒意識到這點，不過現在我只是很高興埃萊娜和我向來不在家裡放任何酒精飲料。因為人們為什麼要製造威士忌、裝進瓶子里？不就是為了像眼前這樣的時刻嗎？
我還可以打給幾個戒酒協會的朋友，有男有女，他們一定也會告訴我不要喝酒。可是我不打算喝，也不想跟他們說話。
我打給TJ，跟他簡單講了目前的情況。他說：「哦，大哥，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的確是。」
「我開了電視，聽到他們播報了這條新聞，可是完全沒把事情連在一起。」
「嗯，你怎麼想得到呢？」
「該死，我覺得很難過。」
「我也是。」
「埃萊娜在家嗎？」
「她去上瑜伽課了。這會兒應該隨時會回來。」
「除非她直接去店裡。你需要的話，我就過去，陪你等她回家。」
「股市不是開盤了嗎？」
「快了，不過無所謂。紐約股票交易所沒了我，還是照樣可以運作。」
「你不必過來了，我沒事的。」我說。
「你改變主意的話，打電話說一聲就是了。我要不了一分鐘，就可以結束這裡的事趕過去。」
我掛了電話，試了埃萊娜店裡的號碼。我不認為她會過去，她很少在十一點之前開門，不過還是有可能。應答機接了電話，我努力維持正常的聲音，告訴她是我，如果她在的話，請她接電話。沒人接，我很高興。
幾分鐘之後，我聽到她的鑰匙插進鎖孔。
她開門時，我正站在離門數英尺之處，她一看到我的臉，就知道有事情不對勁了。我叫她進來，接過她手裡的運動包，叫她坐下。
我不懂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坐下，我們說，指著椅子。你現在坐著嗎？我們通過電話告知壞消息時，都會這麼問對方。這有什麼差別？我們真擔心我們的話會擊倒對方嗎？有很多人聽到壞消息時，會倒下去受傷嗎？
振作一點——我們會這麼說。好像這麼說就真能讓人振作，好像這樣就能讓人對噩耗有心理準備。
「電視新聞播了，」我說，「莫妮卡死了。她被謀殺了。」